制度从宋以后越来越走向成熟，尤其到清代，已经非常成熟了。站在帝国利益的立场上，清制度已经是最好的了。清代基本没有宫廷政变，没有大权旁落，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而且基本上没有民生问题。康熙年间永不加赋，GDP还不低，所以打败仗赔得起。还有民族问题清代解决得最好，他们长期和蒙古通婚，把蒙古贵族安抚了；册封达赖、班禅，把西藏安抚了；收复伊犁，新疆也安抚了。
从一个中央集权、天下一统的帝国制度而言，清代已经是最完善的了。但是它腐朽、腐败、腐烂。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可以预言我们民族的前途就是糜烂—奢靡而溃烂。
《瞭望东方周刊》：虽然您一直反对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关门主义”，但又并不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这是为什么？
易中天：首先它有浓重的基督教色彩。三大一神教的讲法不一样。犹太教讲特选，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这是个双刃剑。它使一个失去祖国的民族依然存留，并成为世界文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把自己限死了；伊斯兰教要先进一些，既讲特慈，也讲普慈。安拉对穆斯林特别慈爱，对非穆斯林也是慈爱的。所以很多非穆斯林变成了穆斯林，伊斯兰文明也变成了世界性文明；西方现代文明又前进一步，讲普世，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
但“普世”这两个字有很强的基督教色彩，这会让很多非基督教的民族不爽，不能接受。另外它还有一种己所甚欲、强加于人的感觉，这是我不喜欢的。我是真正的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己所甚欲也勿施于人。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您认为应该用共同价值的概念来代替普世价值。
易中天：是。有共同人性，就会有共同理想、共同追求。对是非善恶会有一样的判断。判断背后，就是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这个共同价值是什么？
易中天：我觉得独立、自由、平等一定是。但是不是只有这三样，我现在没法告诉你。
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都有这样一些思想的萌芽，但是实现不了。比如除了儒家以外，墨家、道家、法家，都讲平等，但如何实现平等，没有提出有效的办法。庄子讲自由，什么叫自由、如何实现自由，也没讲清楚。
没讲清楚的原因是没有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市场经济的第一前提是产权明晰，要明晰到个人，而我们的文明的问题是产权从来是不明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是不是土地都属于皇帝呢？又不是，因为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皇帝的土地，底下的人可以自由买卖，这不是糊涂账吗？
产权不明晰，独立人格就不能建立，独立人格不能建立，自由意志就不能建立，独立自由平等的共同价值就不能实现。所以只有靠市场经济。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在进一步强调私有财产，出路就在这儿。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瞭望东方周刊》：您将周人称为中华文明的奠基者，依据主要是什么？
易中天：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他们所奠定的啊。
《瞭望东方周刊》：这一切主要包括什么？
易中天：文化心理、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道德标准、人生追求……比如“学雷锋”就是周公定的，“圣人崇拜”么！周代定下以德治国，具体怎么治呢？只能树榜样啊。因为它不是神权政治，以德治国只有靠以礼立序、以乐致和，再加上以圣人为榜样。中国历史上但凡是“圣人”，从周公、孔子到后面诸葛亮、关羽都是道德意义上的。我们今天继承了周人的很多传统，比如吃饭要摆席卡，这就是礼制啊。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周人以德治国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
易中天：因为他们当时要解决两个问题，即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要回答他们凭什么能夺取殷商王朝的政权这样的问题。他们说得很清楚，就是因为殷纣失德，武王有德。他们是以德得天下，就需要以德治天下，以德治国就是这么来的。
《瞭望东方周刊》：周人当年的以德治国做得到底如何呢？
易中天：他们的礼乐制度是起了作用的，他们是做到以德治国了的。所以周代有800年历史。因为它有一个基础，就是宗法制度。周人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们把宗法制、封建制、礼乐制合在一起了。这样就把整个天下变成了一个家庭。在家里是讲亲情和道德的，以法治家是不可能的么，没有谁动不动和老婆讲法律吧？
周朝开始的时候，天子、诸侯、大夫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也确实是一家人。但是时间长了后，这种血缘就日渐疏远，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要。直到春秋时期，面子还是糊住的。春秋早期两国交战，一般战败的一方是不会被灭国的。但后来都撕破脸了，礼坏乐崩了，因为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瞭望东方周刊》：您将“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称作中华文明飞翔的翅膀，中华民族的这两大特质又从何而来？
易中天：应该是因为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吧。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周期长，要经历春耕、夏耘、秋收。大半年过去了，冰雹、洪水、干旱都可能导致颗粒无收。靠天吃饭，太不靠谱。而且这与地理环境可能也有关系。比如在埃及，尼罗河改道后形成的冲积平原，土壤非常肥沃，埃及人才能有那么多时间去建金字塔。他们的作物不需要管。而我们这边不一样，需要小心翼翼地看护，老担心收不回来，所以必然会有这种忧患意识。
一旦有了忧患意识，必须要有乐观态度，否则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人怎么活呢？也许世界上也有某个民族是只忧患不乐观的，那它肯定已经消亡了。因为一种文化心理如果不是互补结构就不能持久。
《瞭望东方周刊》：希腊文明也存在这种互补结构。
易中天：对。希腊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它也是互补的。所以希腊文明虽然衰亡了，但通过文艺复兴，它在西方现代文明中又复活了。
《瞭望东方周刊》：周人的这种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到我们今天还有吗？
易中天：不知道。只能说需要有。你得弄清现在的“85后”、“90后”们在想些什么，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您还概括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人本、现实与艺术。中华文明这三种精神的内涵，与今天西方话语体系中对三者的解读有什么不同？
易中天：西方的“人本”是针对“神本”而言的。我们与西方理解的“人”不一样，他们理解的是个体的人，我们理解的是群体的、伦理的人。
《瞭望东方周刊》：现实精神呢？
易中天：现实精神就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还是大陆农耕文明的特点。农业民族是每天都要下地干活的，得到才算数。麦子一定要割好装进粮仓里才踏实。很多中国人今天还是不愿意把钱存在银行，要拿在手上才觉得踏实。
《瞭望东方周刊》：艺术精神又怎么解读？
易中天：和希腊民族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不同，中华文明的艺术精神是相对于无科学精神而言的。比如我们的汉字，不像拼音文字那样讲逻辑，是形象思维，而且一字多义。这是不科学的，科学要求的是准确，一个概念表达一个意思。而这种可以任意联想和想象的，正是艺术。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艺术和希腊的艺术是不一样的。
易中天：希腊的艺术是一种个体的、内在的、热情的释放，我们是一种群体的，要与民同乐。我们的艺术是可参与的。琴棋书画的过程都是可观赏的。希腊的油画、雕塑在创作的时候就没什么好看的。
全球视野与现代史观
《瞭望东方周刊》：您从文明的角度解读中国历史，是否受了汤因比的影响？
易中天：我也不赞成汤因比的观点。我认为他不懂中国。洋人基本上都不懂中国。洋人除非是娶了中国老婆，否则是不可能懂得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你和他们讲中医、禅宗、周易，他们听得懂吗？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您认为汤因比还是站在西方人的视角，以西方中心来解读历史的？
易中天：对。
《瞭望东方周刊》：那您的视角呢？
易中天：我是全球视野。
《瞭望东方周刊》：我看到在第二卷《国家》中您作了多种文明间的比较。
易中天：《国家》这一卷是做得比较多的。但我可能不会每一卷都作这样的比较。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觉得全球视野这么必要呢？
易中天：因为我们要寻找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瞭望东方周刊》：在以往的中国通史著作中，这种全球视野是欠缺的吗？
易中天：是欠缺的。翦伯赞先生有一点，但他也只是描述性的。以往历史学家写史只是描述，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他们觉得不能以论带史，不能先入为主，更愿意先把事实讲清楚。
但我不客气地说，很多学历史的人是不懂哲学的。他们没有思想方法，只能陈述历史事实，无法进行比较。对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什么是民族等等没有一个高屋建瓴的研究，所以作不了这个比较。
《瞭望东方周刊》：您还提出要用现代史观来解读历史，现代史观又指什么？
易中天：就是在怎么看待人，怎么看待人性，怎么看待国家、法律、制度、道德、社会关系等等问题上，现代人和古人是不一样的。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不同体现在何处？
易中天：根本不同就是对人的看法的不同。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是人应该追求的，什么是人的幸福，这些观念现代人和古人是很不一样的。现在的观念更把人当人了，更注重个体了。
当然我们古代也有这样的意识萌芽，在第六卷“百家争鸣”里我就会专门写到杨朱，他就有一些这样的意识。但中国走到后面却走了反路，到宋以后越来越不把人当人了。
《瞭望东方周刊》：这应该也是由您所说的中华文明群体意识这样的内核决定的。
易中天：对。越是集体的越不是“人”么。
《瞭望东方周刊》：您刚才说到现代人与古人相比也有了一些转变，这种转变源自什么？
易中天：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一定是自由经济，而自由一定是个体的。
我最重视的是制度的变化
《瞭望东方周刊》：从您宣布写这样一部工程浩大的“巨制”开始，就有人质疑您仅凭一人之力是否能完成？质量究竟如何？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您写到后面会越写越难，因为魏晋隋唐之后史料浩如烟海，如何阅读和取舍都将是难题，对于这些质疑，您是怎样考虑的？
易中天：我只看那些靠得住的古代文献和少数几个靠得住的现代史家—比如张光直先生、许倬云先生等人—的著作。其他我不知道的我就不看呗。我干嘛要把那书看全了呢？我只看那些我认为是必要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心里会有一个靠谱的历史学家的名单的。
《瞭望东方周刊》：您将自己的这部中华史定位为史诗，这样的定位是出于什么考量？
易中天：就是要好看，并且要有一个“气”贯穿其中。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气”是否就是您自己的史观和史识？
易中天：还有史感。就是要回到那个时代，要有现场感。这个现场感要靠自己去揣摩和感觉。人是有直觉的，有时候不一定有依据。
《瞭望东方周刊》：个人写史难免会被认为主观色彩较浓，您在写作过程中怎样既体现自己鲜明的史观、史识，又保证历史的客观性？
易中天：我觉得这在我这里不是问题。我从来就是客观的。这是一个学者最起码的品德。很多人看我的书会看不懂，尤其是讲百家争鸣那一块，他们问我到底赞成哪一家？我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是客观的，公正的。
我讲到某一家的时候都会讲透，会站在它的立场上，把它的观点全部甩出去，让你听得点头称是，然后马上说另一家，让你觉得这也对。因为我是客观的，我不带任何个人的偏见和好恶去看待历史。
我写每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带着历史的同情，回到历史的现场，站在他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去为他想。这在表演艺术中就叫演技派吧。就像赵丹，演林则徐就像林则徐，演小瘪三就像小瘪三，让你感觉林则徐、小瘪三都是赵丹。
《瞭望东方周刊》：从前几卷书来看，您的中华史写作不太像以往通史的写法，而是选取历史中的重要节点重述，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易中天：一定是发生了变化。我最重视的是制度的变化。但凡在制度发生变化的拐点，我都不会省略。
《瞭望东方周刊》：比如呢？
易中天：比如秦汉时期邦国制变成帝国制，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内朝外朝等我肯定不会漏掉；魏晋时期贵族地主变成士族地主，门阀制肯定会有；还有隋唐的三省六部、科举制，明朱元璋罢相、内阁制等也都是非说不可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变迁就是制度的变迁。当然还有牵涉到风气、时代精神的变迁我也会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