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至少包含以下三层意思：其一，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术评奖的奖励对象，都是学术研究者的“原创性”学术贡献；其二，学术奖励制度的整体设计必须围绕着“原创性”这个中心展开，尤其是评价标准和评审方式，必须有利于发现和保护“原创性”；其三，奖励评审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人”——评审专家，评审专家的产生机制是否基于“原创性”而设计，评审专家自身是否具有对特定领域“原创性”的确认能力，至为关键。以上三点，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彼此贯通的意义上来说的，与此同时，当然还存在着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学科特殊性，而恰恰是这种特殊性，大大增加了评价遴选过程中“原创性”发现的实际难度。换言之，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奖励的制度建设如何体现学科自身特殊性的问题，首先就是一个如何认识其“原创性”之特殊性的问题。
为此，我们在这里不得不再度涉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究竟如何区分这一类似“老生常谈”的问题。毫无疑问，人文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科学性”，往往因为其“社会性”和“人文性”的各种影响而变得不再是“纯科学型”，这或许就是“人文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必然以“科学性”“社会性”和“人文性”三者的复合构型为核心结构的道理所在。以上这些看似有点扯远了的话题，其实是想告诉人们，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究竟如何区分的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话题。既然如此，在设计学术奖励制度并确立“原创性”评价标准之际，就要同时顾及“一视同仁”和“区别对待”两个方面。当前的情形，是两个方面都有缺失。如果说当前从国家层面不设人文社会科学最高奖项的制度设计，是“区别对待”影响了“一视同仁”，那么，事情的另一侧面，恰恰是通行考评指标体系的“一视同仁”（向自然科学看齐）遮蔽了“区别对待”（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也就是说，本来应该“一视同仁”的没有“一视同仁”，本来应该“区别对待”的没有“区别对待”。
不言而喻，理想的状态是“一视同仁”前提下的“区别对待”。“同等重要”的地位确立，意味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创性”提出更明确的要求。譬如，自然科学的“原创性”贡献，必然意味着在揭示新的自然规律方面有突破性进展，必然意味着相关科学技术领域会因此而产生一系列科学发明和技术革命，与此相类，人文社会科学也只有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精神秘密方面实现突破性进展，并因此而引导社会文明程度和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才是真正富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就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之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民族文化复兴事业者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阐释学统一，显然正是思想学术领域如何由“中国制造”跃迁于“中国创造”的中心课题，如果中国学界能围绕这一中心课题阐明足以令世界信服的“中国道理”，其“原创性”贡献将绝不在国家科学最高奖之下。目前，国家不设人文社会科学国家级奖项，或有种种原因，但国家反复强调的建构“中国学派”思想理论体系的人文社会科学总体目标，之所以未能落实于学界“宏观思维”层面上的“原创性”理论探询，与国家奖励的缺失多少有些关系。换言之，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一视同仁”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文理异质”而又“异质同构”的学术实践形态，然后明确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标准，这是学术评价以及奖励评审激励“原创性”学术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奖励“原创性”学术研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富有思想活力的时代。很难想象“原创性”学术成果会诞生在一个只忙于数据汇集的文化时代。这当然并不是说数据搜集和文献典藏不重要，也不是说文献整理不具备学术“原创性”，而是想借此说明，人们对“大数据”时代精神的领会，似乎缺少一种姑且称之为“思想创造”的精神内涵。聚焦“宏观命题”的“思想创造”，乃是矫正当下学术“碎片化”的对症良药！国家学术管理机构设置“重大攻关项目”的初衷，原在于聚合思想创造力量，然而，一方面其分散征集选题的运行模式本身就难免“碎片化”现象，另一方面，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奖励制度又缺乏与之对应的激励政策，致使“重大攻关项目”也流于“数量的繁荣”。冷静下来想一想，其症结性的问题有两个：其一，从重大课题的设置到重大成果的奖励，都缺乏一个关乎“顶层决策”的思想创造主体，思想主体当然不是学术管理主体，但管理主体过分依赖“合理程序”，而程序设计又过分注意随机选择的运行模式，实质上造成了因为权威大众化而出现的核心权威缺失。于是，就像人们说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一样，我们似乎身处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殊不知，某种意义上，“没有权威”的时代，每每就是一个平庸的时代。
从来就没有人自甘平庸。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不能避免平庸眼光审视高明见解的评审现象，就有可能不自觉地推动学术的平庸化。唯有“有思想”的人才能发现他人论著的思想价值，唯有富于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能发现他人论著的“原创性”学术贡献。问题的症结因此就凸显出来了：究竟让谁来确认评审专家是否“有思想”进而富于“原创性”思想精神呢？坦率言之，目前国内各类人文社科奖项评审的专家产生方式，尽管意在公正合法，实则因随机而难免随意。依靠内存已然十分庞大的“专家库”，凭借随机抽取的技术手段，又要尽一切可能配合“回避制度”，这个过程对奖励管理机构来说真是严峻的考验，但一切合乎程序的后果，却难免出现“低水平”专家审视“高水平”论著的荒唐局面。再者，现有国内学术奖励又存在数量过大、过于频繁以及省部级多维交叉等现象，一眼望去，几乎人人“表上有奖”，总体呈现为“数量上的繁荣”。与此相应，则是学界同仁几乎都参与过某种奖项评审，颇有“轮流坐庄”的味道，于是，便滋生出彼此请托、相互照应的“人情风”。尽管奖励管理机构绞尽脑汁地设计程序，但在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学术防腐真是防不胜防啊！
难道真的没有解决之道吗？也未见得。关键在于评委专家的确认过程需要开放，让学界大众首先认可评委专家是否具有发现“原创性”成果的学术素养和思想见识。兴许，公示评委本人的“原创性”代表论著，及其以往对评审对象的学术评语，不失为合理可行的选择。学术本为天下之公器，唯“公议”能保证“公正”，在奖励评审的枢纽处注入“公议”精神，从评委产生的机制原理上实施改革，这恐怕是科学奖励自身之“原创性”的题内应有之义吧！
讨论至此，可以引入具有民间奖励性质的“思勉原创奖”。相信所有关心中国人文学术事业的社会贤达，都会高度评价“思勉原创奖”评审活动本身的原创性。本人有缘两次参与“思勉原创奖”专家评审委员会会议，现场的强烈感受和事后的反复回味，促使我就“思勉原创奖”的经验来具体思考学术奖项评审的“原创性”问题。
我们首先面临着怎样看待“申请奖励”这一制度设计的问题。目前，国内各类科研项目、人才工程和奖励项目均实行个人申请而单位推荐的遴选方式，唯有“思勉原创奖”实行著名专家推荐然后“海选”评议的初选模式。对于实行多年的“个人申请—组织评选—领导批准”模式，当然不能轻易否认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是，我却倾向于认为，凡属于个人要有所付出，从而体现奉献精神的事项，宜采取个人申请制度，因为这里有一个自愿选择的基本理念，也有助于养成无偿奉献的高尚情操，至于像科研奖励这类个人获益的事项，最好不要采取个人申请的方式，因为这至少也无助于培养淡泊名利的学术精神。不仅如此，学术评价的客观性诉求，也适宜于采取“同行推荐”的方式，而权威性“同行推荐”，更有助于高明眼光对“原创性”的发现。“思勉原创奖”坚持全程实名制，尝试“海选提名”与专家推荐相互补充的提名方式，避免了仅限于专家提名的个人视野局限，尽可能发挥学术共同体的集体评议作用。与此相应，“思勉原创奖”在最终评议阶段实施文史哲专家“同堂评议”的公开模式，而且整个过程对外开放，以保证评审活动的透明度。对此“跨学科”的公开评议活动，兴许有人会认为是有悖于“同行评议”原则，但我却持一种欣赏的态度，认为这是对人文学术本身之融通性的自觉体认。总之，作为目前唯一冠以“原创”二字的民间奖项，该奖励制度的设计确实展现出迥然不同于社会通行奖励办法的“原创性”，特别希望“思勉原创奖”以此“别是一家”的人文风范，补充当今通行的“申报·评审”制度，特别希望“思勉原创奖”保持其与政府奖励并行的社会奖励的本色，为中国学术评价制度的改革提供先行者的成功经验。
当今中国之学术界，尤其是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界，正处于深刻反省现行评价体系以解放思想创造力的重要阶段，而这个阶段也正是人文学者深入思考如何实现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中国阐释学”建构阶段。值此之际，学术奖励的“原创性”诉求，自然被历史地赋予塑造“中国学术精神”的特殊意义。哲学诠释学告诉我们，理解与阐释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因其不同的精神特质而具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形态。就当今中国人文学术之大语境而言，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学术精神，有充足的理由自觉传承原始儒家孔子开创的“述而不作”传统，实际上也确实呈现出将“原创性”学术思维融进学术史脉之规范化“述要”的中国经典阐释风格。不言而喻，如此一种“述中有作”的风貌风格，相对于西方诠释传统之注重思想主体之“作”，固然凸显出特定意义上的中国学派的思想风格，但在如今中西融通以阐明中国道理的文化视阈下，同时也需要自觉转型的改革精神。就像百年之前的王国维曾有“哲学家”与“哲学史家”的锐利辨析一样，作为激励“原创性”学术研究的奖励制度，实质上是鼓励人文知识分子成为新世纪的“哲学家”，而不是满足于描述学术史脉的“哲学史家”。为此，包括科研奖励制度在内的整体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不仅需要深刻的内在机制改革，而且需要将改革的理路确立在发现“有思想的学术代表人物”的方向上。一个富于“原创性”的学术时代，必然会涌现出一批“有思想的学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