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梁漱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新儒学的开山人物。他新儒学思想的形成，主要经历了西方功利主义的萌芽期，佛学思想的转向期，以及新儒学思想的成熟期三个阶段。他试图寻找中西文化的契合之处，试图为中国传统文化找到出路，适应处于时代变革的中国。梁漱溟新儒学的产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梁漱溟 新儒学 传统文化 中西文化
作者简介：崔宇、杨乃坤，沈阳工业大学。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4.229
梁漱溟于光绪十九年出生于北京，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国学大师。与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励、冯友兰并称为第一代新儒学家。梁漱溟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为中国传统文化找到出路。他的新儒学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期，西方功利主义的萌芽期，佛学思想的转向期，新儒学思想的成熟期。他的新儒学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一、梁漱溟思想转变的历程
（一）思想萌芽期
作为书香门第的梁家，对梁漱溟的培养尤为重视。在梁漱溟很小的时候，梁父就请家庭教师，教授他《千字文》《百家姓》和《地球韵言》。在梁漱溟7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中西小学堂学习，中西小学堂是当时北京最早的西学学堂，小学毕业后，梁漱溟又考入北京最早的西式中学——顺天中学堂，所以说梁漱溟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这为梁漱溟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曾回忆，“我很早就有我的人生思想。约十四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显然，梁漱溟先生在青年时期就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在他看来，做任何事都要先了解这件事有没有益处，如果这件事的益处极大，那么这件事就是要优先去做的头等大事。如果这件事的益处极小，那么这件事是做不得的。并且用这种方法去判断一切事物，好像都可以说得通。由此可见，梁漱溟当时的思想与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极其相似。除了受到自身教育的影响外，他的功利主义思想，还受到其家庭的影响，尤其是梁漱溟父亲的影响。梁漱溟的父亲虽然熟读儒家经典，但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赞赏有加，更是把“务实”作为自己的首要主张，与西方的功利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梁漱溟晚年曾回忆到，梁父的思想无论对他的生活还是学习，都有着极大的影响。由于梁漱溟从小接受和学习的都是西方文化和思想，以至于他在20岁的时候才读《论语》，再加上梁父对梁漱溟的教育，是让他自己去发现、思考、探索周围人和事，而不是告诉梁漱溟该如何去做怎么去做。所以，在梁漱溟青年时期，就有了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对梁漱溟日后的思想转变有着极大的帮助。
（二）思想转向期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从此中国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时期。此时的梁漱溟已经成为一名报社记者，主要从事外出采访的工作，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和了解各种政客、各种团体、各种党派，从而获得更多的政治信息和看到更多的政治想象。他见到了许多自己在学校和家庭所看不到的政治权利的丑恶与肮脏。这些政治信息和现象，彻底地改变了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对生活和人生的态度，他开始对生活感到了厌倦，对人生感到了憎恶。随着而来的是思想上的苦闷和精神上的抑郁，甚至使得梁漱溟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开始隐居在家中，潜心研究佛学，试图在佛学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方法，寻找解决心中苦闷和精神抑郁的办法。凭借着自己超高的自学能力和理解能力，梁漱溟开始对唯识学产生极大的兴趣，后来竟然对 “唯识学”有了自己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对唯识学的认同和赞赏，还体现在另一件事上，梁先生将唯识学介绍给自己的好朋友熊十力。让梁漱溟出乎意料的是，熊先生不仅专心研究唯识学整整三年，而且对唯识学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和阐释，并且发表了《新唯识论》。事实上，无论是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还是佛学思想，两者都没有解决梁漱溟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困扰。直到1916年《究元决疑论》的发表，蔡元培无意间读到了此文，十分赏识梁漱溟，力邀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这为日后梁漱溟思想上由佛学思想转向儒学思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思想成熟期
梁漱溟在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后，四件事动摇了他“出家”的念头。第一件事，梁漱溟在回北京的途中，经过长沙时，亲身目睹了军阀交战、民不聊生，百姓的生活难以为继。看到百姓们的艰难和困苦，梁漱溟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返回北京后，梁漱溟奋笔疾书，完成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呼吁处于水深火热的百姓们和有志之士奋起，迫使军阀停止一切武力，呼吁全国人们一起拯救当时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从而保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在当时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时候，梁漱溟作为一名心怀国家和人民的知识份子，必须要将思想暂时脱离佛学的虚幻，转到儒学思想上来，积极地投身于这场救亡图存事业当中。第二件事，梁父的投湖自尽，使梁漱溟陷入万分悲痛的之中。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会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警醒世人。更没有想到“世界会好吗”成为自己与父亲的最后一次对话。父亲“世界会好吗”之问极大地触动了梁漱溟的内心，在梁漱溟看来，只有放弃出世的想法，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才能回答父亲的问题。第三件事，在自由、民主、进步的北大校园里，梁漱溟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好友间相互交流，文化思想的碰撞与融合，让梁漱溟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出家的想法不再那么强烈了。第四件事，也是最为关键的事件，自身的觉悟。“机会是在1920年春初，我应少年中国学会邀请，作宗教问题讲演后，在家补写其讲词。此原为一轻易事，乃不料下笔总不如意，寫不数行，涂改满纸，思路窘涩，头脑紊乱，自己不禁诧讶，掷笔叹息。既静心一时，随手取《明儒学案》翻阅之。其中泰州王心斋一派素所熟悉，此时于东崖语录中忽看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蓦地心惊：这不是恰在对我说话吗？这不是恰在指斥现时的我吗？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然放弃出家之念。” 事情发现在192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梁漱溟在中国少年学会做完讲演之后，回到家中整理演讲稿，发现自己下笔完全没有任何思路，逻辑混乱，思路不清晰。为了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他无意间拿起桌上的《明儒学案》来读，在阅读书中的“百虑交锢，血气靡宁”这八个字时，突然顿悟这正是对自己的诘责和告诫，于是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出世的想法，并且于1921年11月，与黄氏结婚，标志着他的思想彻底从佛学转向儒学。随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标志着梁漱溟的儒学思想的日益成熟。儒学也成为梁漱溟解决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即中国问题的思想支撑。
二、梁漱溟思想转变的意义
在当时全盘西化的文化背景下，梁漱溟敢于对西方科学进行辩证的批判，致力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对传统儒学进行重构，开辟了现代新儒学领域。他的思想经历功利主义思想、佛学思想、儒学思想的三个阶段，与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文化三路向”是十分相符的。他早期的功利主义思想与文化的第一路向相符合，即意欲向前就是通过不断的奋斗来改变现状，主要表现的形式就是民主科学和征服自然。他的儒学思想与文化的第二路向相符合，即意欲调和、持中就是通过改变自己的态度来达到心态的满足，主要表现的形式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相处。他的佛学思想与文化的第三路向相符合，即意欲向后，既不是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现状，也不是通过转变自己的心态来改变现状，而是在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只想从根本上取消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宗教。此外，梁漱溟更大胆地预测未来世界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们不难发现，梁漱溟思想的一步一步转变，对他竭尽一生所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有着积极的参考作用，同時为他日后所研究的中西文化的比较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在东西文化的对比研究中，梁漱溟首次将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中，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中西文化的关系，不是一味摒弃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而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价值重新呈现在人们眼前，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必要性，唤起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在对待中西方文化上，梁漱溟创造性地将儒学思想与西方民主科学精神相融合，提倡以儒家人生态度补西方人生态度的不足，试图为中国传统文化找到出路，适应处于时代变革的中国社会。这与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求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是一致的，即符合社会发展并且内容积极的文化，要坚持继承和发扬，不符合社会发展并且内容落后、腐朽的文化，要坚决地剔除。因此，传统文化也要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融合、创新，服务于当代文化。他所表达的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不仅能丰富当代人们的精神世界，而且对人们的物质生活也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就好像没有了灵魂，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包容性，促进当代先进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例如“以人为本”出自于春秋时期的管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出自于《尚书·五子之歌》，“小康”出自于《礼记·礼运》，“革故鼎新”和“自强不息”出自于《周易·杂卦》，“舍生取义”出自《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与人为善”出自于《孟子·公孙丑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于《论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治国理念和民族精神，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些例子都体现了传统文化在注入时代精神后，又唤起新的生机，重现发光发亮。在对待外来文化，我们要坚持面向世界，博彩众长，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传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之处后，能够促进传统文化不断创新，同时也能促进传统文化健康地发展。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建设，正是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底蕴，通过不断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为文化自信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滋养。由此可见，立足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也是我们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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