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近代史上，琦善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如何才能正确地评价他，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意义。本文认为，琦善虽然犯有种种错误，但却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且颇有政治远见的精英人物，他既不是驰禁派的代表，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卖国贼，他是封建地主阶级、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统治阶级的懦弱分子，他虽然具有一定的政治远见，但他的办事能力相当有限，并不具备外交家和军事家的素质，只不过是个具有一定见识的地方大吏，是个投机取巧的政客，是个充满矛盾但又颇具人性化并同情老百姓的政治人物，他的对外妥协是为了救国而非卖国，他的国防思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关键词】琦善 鸦片战争 国防思想
【中图分类号】K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4-0174-06
琦善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学术界对于琦善的评价，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典型的有三种：一是认为琦善是个卖国贼；二是认为琦善是个远超时人的聪明的外交家；三是认为琦善不是卖国贼，他在处理中英关系问题上不过是天朝中一名无知的官员，他在战时的避战策略只是一种苟安，并没有长久打算和通盘思考。这些观点的明显差异，说明学者对于琦善有着不同的解读，其意义不在于琦善这个人有什么更多的魔力，而在于在强敌面前中国人到底如何应对，如何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琦善（1790～1854年），字静庵，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出生于一个世袭的一等侯爵的满洲贵族家庭。其父成德，曾任杭州将军、热河都统。琦善不是科班出身，在16岁时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以后历任刑部郎中、通政使司副使、河南按察使、江宁、河南布政使。29岁升任河南巡抚，因为督治河工失职而被革职。不久又被起用为河南按察使，调到山东。道光帝继位后，开始重用琦善，让他担任重要的巡抚和总督，先后让他出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琦善在其父亲死后，“夺情任事，袭侯爵”，并派兵捕治临清教匪马进忠，同时还筹济高家堰工费80万，很得道光帝的喜欢，道光帝于是下诏嘉奖他明干有为、任劳任怨，加总督衔，“外膺疆寄，为宣宗所倚任”，署理或实任直隶总督达十年之久。琦善做官为人，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好大喜功，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但他性格内向，为人有些傲慢气盛，瞧不起汉族地方大官，不是一个圆融的精明人物。作为满洲亲贵，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和倚重，又任封疆要职多年，平日与穆彰阿相相结纳，在朝廷中与关键人物都有很好的关系，其权倾内外，是当时重要的政治精英人物。
一 琦善不是驰禁派的代表而是禁烟派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教科书中认为琦善在鸦片战争前是驰禁派的主要代表，是清王朝内部弛禁派的首领，理由有两点：琦善破坏禁烟，反对黄爵滋重治吸食者主张；琦善极力主张维持现状，使烟毒进一步泛滥，想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这些观点和理由都是没有依据的、是错误的。如果把当时各省督抚中不同意黄爵滋重治吸食者主张的人都说成是驰禁派，那么同意黄爵滋主张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其余大部分人都不同意，把他们都说成是破坏禁烟的驰禁派，这种推断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琦善在《遵旨覆奏禁烟折》中明确提出了严禁鸦片的主张和具体办法，是禁烟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琦善认为，禁烟和御外夷是联系在一起的，“御外夷以智”、“抚亿兆以仁”、“绳奸究以法”，只有正本清源才是善治之法。鸦片是要禁止的，但禁鸦片是一个长久的问题，不是光靠杀人就能解决的。首先，禁鸦片过急会引起民众的反抗。鸦片吸食在中国已有数十年之久了，十八省之大不可能令出惟行，大杀吸食鸦片者可能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些不肯俯首受缚者势必聚众抗拒，这是大可担心的，而福建省等海疆重地，吸食鸦片的人会更多，他们一旦逃到海岛，外夷给他们提供衣食，进行反抗，问题就更大了。其次，吸鸦片者太多了，其中有忠良后裔和簪缨世胄，也有幕友书役、贤媛、孀妇以及农工商贾，他们大都是安分守己之人，如果全将他们治以法网，中国社会问题就更加严重，所以兴这样的普天大狱，是万万不可行的，不是十万八万人的问题，作为万民父母的圣天子，“不能伤残自己的子民，而快遂外夷之毒计耶”。
琦善提出的禁烟办法是：（1）对外要断绝鸦片来源，不许外商贩卖鸦片到中国；（2）在国内严禁吸食鸦片，要贩烟者另寻别业，要吸食者戒烟，一年半载自然会慢慢解决了，从容不迫，天下就可以安居乐业，这才是抚亿兆以仁的正本清源之道。琦善说：“总而论之，民命不可视为草菅，民心不可使之涣散，国宝不可常此偷漏，外夷不可久与通商，海疆不可疏于防御，自奉天、直隶、山东、江、浙、福建、两广沿海地方，必先重兵固守，常行巡警，对渡关洋，属内地者亦然，以为掎角之势。”
事实上，琦善是道光帝禁烟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他在直隶省的禁烟行动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838年9月，琦善被授任文渊阁大学士，同时担任直隶总督，为了申严鸦片烟禁，琦善和长芦盐政钟灵议定了稽查天津海口章程七条，并上奏道光帝，得到了道光帝的允准。这七条章程为：（1）闽广出洋商船，由原籍厅州县发给票照，到天津进口，向文武衙门呈验申报，以备稽查；（2）商船往返外洋，所带军械，进口后呈交大沽营守备营暂存，俟返再领回，以重海防；（3）商船进口，节节稽查，以防偷漏；（4）商船停泊空处，不准挨近民房铺户；（5）查验货物，逐加签探，以防夹带；（6）海河两岸居民铺户，暨天津府城外行栈店铺，应立牌保，以严纠察；（7）上海沙船、天津本处商船，应一体搜查，以杜接连。这些章程主要是为了禁止鸦片走私和偷运，以杜绝直隶鸦片的进口。琦善在直隶惩治贩卖鸦片（何倡和、江平、张泳和等犯）和栽种鸦片（王者富等犯）的人，在直隶各厅州县编查保甲，每年冬季复查一次。琦善在直隶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查烟活动，1838年8月至11月，共缴获烟土15万余两，在天津、大沽一带洋船上，就搜获鸦片烟土131500余两，这一数字仅低于由邓廷桢主政的广东（26万余两），而高于林则徐主政的湖北（2万余两），居全国第二。有学者认为，琦善的奏折对于道光帝下定决心禁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11月8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奏折，得知天津查获鸦片13万两，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就于11月9日下令调林则徐进京。这样出色的禁烟地方总督大吏，却被后人视为驰禁派的代表，确实让人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