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在理性审视、科学研判、不懈探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大治国方略。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组成部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每一项部署、每一条决策都渗透和洋溢着唯物辩证法的真理光芒。这突出表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着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演变思想、普遍联系的思想和对立统一的思想等方面。这些唯物辩证法思想为我们深刻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逻辑架构提供了系统科学的方法论支撑。只有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唯物辩证法思想智慧的基础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才能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迸发出欣欣向荣的生机与活力，才能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劈波斩浪地驶向云蒸霞蔚的远方。
[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唯物辩证法；治国理政
[中图分类号]B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8）04-0009-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在理性审视、科学研判、不懈探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大治国方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克服和超越了历史上旧有的微观、局部战略的片面性、狭隘性和滞后性，深刻揭示和反映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基本矛盾和客观规律，为我们在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上的重大战略判断。新时代召唤新气象新征程新作为。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我们在伟大的新时代，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形态新阶段新境界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无限智慧。从根本上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在充分借鉴和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在深入思考和理性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复杂矛盾和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宏观战略布局。因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这些辩证法思想为我们深刻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逻辑架构提供了系统科学的方法论支撑。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着发展演变的辩证法思想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发展是一种前进、上升的运动过程，发展代表和体现了事物矛盾运动的总趋势和历史潮流。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地借鉴和吸收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内涵。
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蕴含着发展演变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曾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是一个由不充分、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社会向一种更高质量、更优形态、更强实力的小康社会过渡的发展演变进程。“小康社会是炎黄子孙世代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审视小康社会便可清晰地发现，它的内涵、特征、外延都呈现出不断拓展、丰富、成熟的发展过程。”[2]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动态、发展和上升的社会形态运动过程，只有在全面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憧憬化为现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3]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一论述中所强调的“永不停滞”、“永不僵化”、“勇于创新”、“勇于变革”无不彰显了发展演变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这同时也向我们深刻揭示出，唯物辩证法思想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 全面深化改革中贯穿和渗透着发展演变的辩证法思想。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实现发展上的新突破。它的本质要求在于协调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现实矛盾，促成最有利于矛盾运动发展的状态。因此，从根本上讲，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和谐发展的基础上，有机协调和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实践创造活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思想不是对原有事物的简单否定和彻底摒弃，而是在吸收和容纳旧事物中合理要素的基础上所实现的超越和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鲜明地反映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实践。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我们敢于打破思维定式，善于突破条条框框，敏于创新、勇于实践，在推动旧事物向新事物的发展演进中实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创造性变革。因而，只有牢牢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演变思想，全面深化改革的事业才能够不断积极探索，大膽试验，并自觉地把改革的战略决策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体制和教条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关键要有新的谋划、新的举措。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4]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着重强调了“创新”和“问题意识”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作用和宝贵价值。而“创新”和“问题意识”又是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演变思想的突出表现形态。因此，只有立足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思想，我们才能正确把握不同层面问题的性质、地位和特征，才能在科学分析问题、系统总结问题、全面认识问题的基础上树立起先进科学的“问题意识”。与此同时，也只有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思想与我国客观实际相结合，才能在创新发展中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推向新阶段新水平。
3. 全面依法治国亟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演变思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战略抉择。全面依法治国既为治国理政提供了基本遵循，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只有坚持以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思想为指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才能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瞬息万变、云谲波诡的新时代，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和社会是一种气象万千、日新月异的国家和社会。因而，只有依托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思想所赋予我们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才能及时、深刻、准确地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脉络，才能快步踏上时代发展进步的节拍，才能蹄疾步稳、循序渐进地将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引向璀璨夺目的未来。
4. 全面从严治党需要立足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演变思想。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和提升其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这一战略布局的提出突出反映了我们党在管党、治党、强党方式方法上的重大理论创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居安思危的强烈忧患意识。同时，这也高度彰显了我们党具有强大的自我觉悟、自我省察和自我净化能力。全面从严治党只有立足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思想，才能够广泛、深入地激发起全体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汇聚起一股强大的感召力和向心力，不断鞭策和激励每一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思想精华和集中凝练表达，它所蕴含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原则能够指引全党全社会在管党治党的具体实践中作出符合历史规律和时代发展潮流的正确战略选择。总之，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演变思想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支撑，是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哲学原则。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着普遍联系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是指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等基本特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事物普遍联系的本质内涵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政治方略。它只有正确遵循普遍联系的客观规律和基本原则，才能从理论上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逻辑架构，才能在实践中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客观现实。
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蕴含着丰富的普遍联系思想。全面小康社会的着力点在于“全面”二字，它是与片面的、畸形的、失衡的小康社会相比较而言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使整个社会在物质生产能力方面达到先进的小康水平，而且更加注重使全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管理、服务等各个方面都实现广泛、充分、均衡和协调的发展与提升。全面小康社会是由多样化的复杂关系纵横交织在一起所构成的一张普遍联系之网，它只有切实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规律，才能实现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由主观理想到客观现实的过渡和飞跃。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不仅强调充分发挥“先富者”的积极性和示范效应，而且更加注重“先富者”带动和帮助“后富者”实现共同富裕。新时代要如期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必须紧紧抓住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精髓，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普遍联系中分清主次轻重、明辨成败得失，才能保持清醒睿智的头脑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才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总之，全面小康社会是一幅由普遍联系的客观事物所绘织成的精美画卷，正是由于奠基在普遍联系思想的基础之上，这幅画卷才能变得更加栩栩如生、生机盎然。
2. 全面深化改革充溢着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气势恢宏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各个领域，囊括了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国防和军队等多个部门和行业。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浩荡工程是由多种要素、多个环节、不同部分所构成的有机综合体。在这个统一体内必然存在着部分与整体、系统与要素、局部与全局、个性与共性等复杂的普遍联系。面对这些千姿百态、迥然相异的客观联系，只有凭借和依托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观这一锐利认识武器，我们才能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地正确处理和解决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的复杂矛盾和焦点问题，才能以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自信姿态将全面深化改革的巨轮驶向胜利的彼岸。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5]这一重要论述中所提出的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进一步表明了只有切实遵循和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思想，我们才能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逻辑规律。
3. 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凝结着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思想。全面依法治国是规范和制约公共权力运行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和社会运作效率的宏观战略部署。法治既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安全保障，又为人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正当利益构筑起了坚不可摧的制度堡垒。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以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思想为指导，才能整合与协调多个层面、多个领域内不同属性的复杂联系，为加快依法治国的实践步伐提供统一意志和统一思想。普遍联系的辩证法思想是我们在社会关系日益多样化、多元化、多变性的时代背景下，将全面依法治国引向深入的助推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我国是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國，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我们党在这样一个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6]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中所提到的“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都充分表明了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思想，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才能真正发挥出安定民心、凝聚共识、统一行动的强大功能。
4. 全面从严治党要着眼于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思想。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升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它不仅是我们党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锻造钢铁般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现实需要。全面从严治党重心在“全面”和“从严”。这主要表现为在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任何“特殊人物”，无论任何人或者任何组织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必须依法依规受到应有的制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八千五百多万党员、在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7]因而，只有正确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思想，我们才能科学高效地处理和解决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的各种纵向联系与横向联系，才能全面反映和统筹兼顾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背景下的特殊联系。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统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环节之间的有机衔接，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和“从严”之魂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总之，全面从严治党只有着眼于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思想，才能保障和促使管党治党这一伟大系统工程更加科学高效、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想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对立性和统一性是矛盾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关系和基本属性。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它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内在源泉。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且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全部过程。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就是不断正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渗透和饱含着丰富而深邃的对立统一思想，它只有在秉承和融会贯通矛盾对立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才能不断调整、完善和优化治国理政的宏观布局，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无限生机与活力。
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凸显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想。全面小康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共生共荣的美好社会状态。它的最显著特征是高度和谐，但这种高度和谐绝不等同于没有任何矛盾和差异的“绝对同一”。它是在协调和包容矛盾、差异和分歧的基础上所实现的“求同存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我们具备大胆探索、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矛盾、困难和挑战。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想，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引领方向、凝聚共识、增添活力。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所提供的分析问题和解决矛盾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胜法宝。这是因为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极富思想性、原则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的行动指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依赖的环境、条件、方法和原则都必须从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出发，才能充分发挥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只有坚持同一性与斗争性相统一、战略性与操作性相协调、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统筹、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相结合，才能真正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协调性和平衡性，不断开创全面小康社会的新境界。
2.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中国号巨轮涉过险滩、渡过激流的关键一招。与此同时，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想要求我们必须牢固树立“辩证矛盾”的观点。“辩证矛盾”的观点为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征程中认识矛盾、揭示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提供了基本思想原则和科学工作方法。只有坚持以对立统一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实践才能避免畸轻畸重、顾此失彼的“失衡之道”，才能避免动力枯竭、低水平循环的“平庸之路”。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转向更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理性审视当今时势，目前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正处于攻坚克难时期，正位于历史转折的关键路口。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口，如何跨越发展过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跃升、如何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如何适应和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这都离不开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所蕴含的哲学智慧的启迪和引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找到中国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陷阱以及寻找跨越陷阱的出路。”[8]因而，只有切实依照对立统一思想的方法论原则来统筹谋划和稳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添强劲动力、注入无限生机。
3. 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准确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想。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协调统一的润滑剂。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鲜明特征。只有准确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想，才能深刻洞悉和从容应对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遇到的不同矛盾、不同挑战、不同问题，才能绘就全面依法治国的崭新蓝图，进而为法治中国建设树立起新的里程碑。对立统一规律深刻揭示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它告诉我们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既对立又统一，二者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就启示我们，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漫长历程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要善于将具体的、特殊的、个别的、零散的法治实践经验升华和凝练为普遍的、系统的、通行的、宏观的全面依法治国方略。要紧密结合对立统一思想的方法论要求，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自觉将法治思维、法治态度、法治价值观、法治原则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和各环节。
4.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充分借鉴对立统一规律的辩证法思想。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战略布局的提出为广大共产党员锤炼党性、提升个人素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同时也是我们党增强自身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的客观要求。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立根固本的基点。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为我们提供了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思维方法，这就是矛盾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要求人们要敢于承认矛盾、揭露矛盾，不掩盖矛盾，不回避矛盾，而且更要善于化解和处理矛盾。全面从严治党是一项牵涉领域广泛、涵盖内容丰富、治理标准严格、管控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不可避免地会触碰到复杂的利益矛盾以及权力固化的藩篱。因而，只有自觉运用和正确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才能真正打开工作新局面，展现时代新气象，才能使治党与治国、兴党与兴国、荣党与荣国实现同频共振，才能在立足于唯物辩证法的坚实基础上，营造出一种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常态、新格局、新风貌。
综上所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组成部分，它的每一项部署、每一条决策都渗透和洋溢着唯物辩证法的真理光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所倡导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贯彻落实提供了道路遵循和动力源泉。与此同时，唯物辩证法为我们深刻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和深邃的研究视角。因此，只有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唯物辩证法思想智慧的基础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才能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迸发出欣欣向荣的生机与活力，才能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劈波斩浪地驶向云蒸霞蔚的远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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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改革发展工作时强调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脚踏实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N].人民日報，2013-07-2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52.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27.
[8]辛向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逻辑[J].探索，2015，（5）.
（责任编辑：木 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