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倒下了，但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并没有彻底毁弃。专制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会利用民主、法治、革命、民族等等大词“借尸还魂”或者借题发挥。近些年来专制与独裁似乎又有沉渣泛起的趋势。美国打着人权和法治旗帜，在亚洲强制推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并没有使亚洲获得安宁，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混乱。这种独裁与专制下的西方式民主，使法治遭受了更沉重的失败，使人们对西方的普世价值产生高度的警惕与不满。还有，东方的威权体制下的经济腾飞，使得西方人也在怀疑他们的民主价值与法治体制是否存在着问题。特别是金融风暴、金融流氓的道德沦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金融法治危机，一些人似乎又看到新形势下的威权体制对拯救世界的可能意义。金融流氓玩弄操控法律衍生出人们对法治的失望，使得一部分政治学家又在企图寻找新的“专制”的威权式社会控制模式。我们都相信自由、人权、平等和法治构成了西方文化精髓，但一些人看到西方的法治开始没落了，21世纪需要到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法治已经在当代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彻底失败。”因而思想家们开始出现疑惑：在新的历史时期，还有没有必要为获取自由、权利等而实行法治，反对专制?当然，很少有人呼吁恢复封建专制，在威权主义的呼声中也只是在现有体制中，打着不同的旗帜添加一些专断的治理社会的因素。
法治以克服专制为主要目标，但又难以完全摆脱专制的羁绊。专制是指不合理、反复无常、专横、任意和自由裁量。专制与法治的博弈，不会因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专制因素的存在，一方面是法治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即使是现在正在思考的人们，也已经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因而其思维不可能抛开历史而一切都从头开始。法治是对专制的颠覆，然而专制自有流入法治的途径。因为无论是法治还是专制，都是指人的思维形式，依据法律的、理性的决断是符合法治的；否则就是专断的或者专制的。这样，法治论者在追求反对专制的思维过程中，又随时会陷入专制思维的“陷阱”。只不过在现在法治大格局下，是以一种不同于封建专制的形式，或者是法官名义的专制，人民公仆的专制或者是打着更大旗帜的专制。因为法治的运转离不开人的操作。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要为人的能动发挥留下一些空间，专制因素会随着人的本能进入法治的运转序列。只不过在专制与法治的博弈中，专制因素的出现，对法治论者来说是防不胜防，只能静观其变，看谁能占据更大的话语空间，而后展开有限的批评，就像江平教授说的：我能做的是呐喊。在制度总体不变的情况下，法治与专制之间的关系是：人们的思维决策中，法律的因素增多，专制的因素就会减少。我们现在处在社会转型期，法律的因素本来就少，因为推动社会变迁的不是法律，法律只是巩固改革成果的形式。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法律与社会关系的脱节，或者与某种政治目的不一致。即使是随便找出一个流行的政治大词，就可以在实质主义的思维模式支配下改变法律的意义。在具体案件的考量中，人们不知道制度理性与目的理性哪一个更为重要?这造成了法治论者的集体恐慌以及法治信念的减弱。
自从哲学区分开思维的主观与客观因素以后，排除或者减少主观性、增大客观性就成了理性思维所追求的目标。但是，这一思维目标或者说过程，常常遭到权力拥有者的排斥。因而在启蒙运动以后，法治的要义就成了反对专制与任意，这既是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启蒙思想家奉行法治理念的基本立场。法律主要以形式主义的规则和程序来阻遏专制，然而法律的形式性、抽象性和概括性内容，使得法律的具体化或者说司法、执法等活动，需要独断个体的选择与解释，同时法律的价值也需要个体在解释、论证中融贯，于是，自由裁量就不可避免，这也就意味着法治之中也必然存在着个体的“专制”因素。为此，有人倡导司法民主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