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由它开始，奠定了人民币国内和国际信用的基础。你可知道，第二套人民币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印制的？其中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呢？
陈云的建议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权已经稳定、通货膨胀得到初步遏制、国民经济基本好转的情况下，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经过认真考虑后认为，接下来最紧要的任务是筹备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由此建立起完整的新中国货币和金融体系。1950年7月，他向中央政府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发行新币的申请，他认为现在发行新币不但时机成熟，而且也是当时经济形势的迫切需要。因为其时物价已趋向稳定，第一套人民币“因限于技术条件，颇难防假”，加上当时流通的人民币“票面价值过低，且在国际市场尚未规定固定价值”，因此，“有立即铸印新币，以备在一年后提高票面价值，以代替现行人民币的可能与必要”。中央同意了陈云的意见，由陈云亲自负责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方案。
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方案确定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印制。陈云经过反复考虑后，于1950年7月10日向党中央呈递了《关于印铸新币方案》，他提出以下几套方案：一、利用国内现有设备和技术进行印刷；二、委托苏联代印，可以采取卢布的纸张和规格，但按照中方规定的丝纹，代印数量也按照中方的要求执行，同时向苏联订购必要的新式印钞机和刻版机，并派人到苏联学习；三、请苏联代印，中方只提供纸上丝纹和印刷技术要求，其他完全按照苏联卢布的丝平标准执行。陈云还在这份文件中分析了三个方案各自的利弊：第一个方案，有利之处是可以立即开始印刷，弊端是以中国国内当时的技术和设备，无法印制出高质量的钞票；第二个方案，有利之处是可以获得苏联的设备和技术，中国也能培养出自己的印钞人才，但印刷时间拖得太长，而新中国目前需要立即印制发行新币；第三个方案，有利之处是直接采取苏联印制卢布的技术，防伪有很大保证，但中国的钞票印制权可能被苏联全部掌握。
最后，陈云在文件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以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理由是：目前我国与苏联建立了密切的同盟关系，苏联会真心实意帮助我们，对于由苏联掌握人民币的印制权不必过多担心。我们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是要从根本上建立真正的全国性货币和金融体系，防伪是第一位的，直接请苏联印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中央经过慎重研究，最后决定接受陈云的建议，采用第三个方案，但要做些调整，委托苏联代印大面额钞票，小面额的钞票仍由我们自己印制。
中苏双方的商谈
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的方案经中央批准后，中苏双方高层马上开始接触，并很快就达成一致意见。中央立即安排重要干部同苏联方面落实此事。当年，受周恩来总理委托，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南汉宸，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副局长贺晓初、陈邦达等主要负责与苏联商谈。周恩来则在国内指导这次会谈。
1952年4月初，南汉宸等人抵达莫斯科，于4月6日就苏联方面代印人民币一事进行谈判。第一次谈判的主要议题是中苏双方关于此事的原则意见，谈判很顺利。接下来，南汉宸回国，叶季壮、贺晓初、陈邦达等人留在莫斯科，与苏方详细商谈技术方面的细节问题。中国方面非常重视这次会谈，为了更加慎重，中共中央请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作为主要会谈者之一参加会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戈宝权、温宁等也参与了会谈。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主要是财政部长兹维列夫等人。
关于苏联代中国印制第二套人民币具体工作细节，中苏双方从1952年4月初到1953年2月初在莫斯科举行了30多次谈话。中苏双方会谈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技术方面，如印样、数量、交货时间、苏方供应的印钞纸形式、签订合同等。
中国关注防伪问题
中国政府请苏联方面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主要是因为中国当时印制钞票的技术水平低，达不到防伪要求。苏联在印制钞票方面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防伪技术水平很高，已经和美国齐平，有些技术甚至超过美国，是世界上掌握防伪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1952年9月22日的一次谈判中，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对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说：“中国近年来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为了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不久将实行货币改革。由于新人民币的比值较高，一元将值旧人民币一万元，故提高新币质量，防止造假，极为重要……特别是我东南边疆，台湾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及美帝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此防伪技术十分重要。苏联的印钞技术及印制条件都比我们高明，我们要求将用于卢布上的奇异技术用于我国新币上。”兹维列夫保证说，苏联方面代中国印制第二套人民币，质量上肯定会和苏联的卢布一样好，由于技术在不断进步，它的防伪能力甚至会超过卢布。
为了让中国方面放心，苏联方面先印制出第二套人民币的印样，送给张闻天审看。张闻天仔细察看印样后，又交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其他同志审看，听取他们的意见，大家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主要是要求苏方在用纸、币面底纹、水印暗花等方面做得再精致复杂一些。这些意见总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进一步提高第二套人民币的防伪技术。
此后几天，苏联方面认真研究了中方意见，安排技术人员作了改进。改进技术后印出的钞票，防伪能力已经超过了苏联的卢布。
在中苏双方人员共同努力下，印制第二套人民币的一切工作准备就绪。经过一段时间的会谈，双方又在各种票面的印刷数量、印制要求、交货时间、交货方式等具体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真诚合作
中方原来拟定请苏联代印100元、50元、10元、5元四种大面额钞票，总金额为40亿元，1元主币和6种辅币由中国人民银行的印刷厂印制。就在苏联方面准备开印四种大面额钞票之际，蒋介石派到大陆的特务获知新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准备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派人到美国拟请美国帮助，制造假的第二套人民币四种大票，干扰以至搞垮大陆金融和经济。针对这一新情况，陈云同志在认真分析了中、苏、美，以及台湾国民党方面的情况后，于1952年10月27日提出了一个调整方案。他在向中央提交的文件中说：“鉴于台湾尚未收复，港澳与我国陆地相连，美蒋不断利用空投和经港澳走私向我国境内输入假票，以破坏我人民币信用，同时台敌在美国援助下，可以在技术上把假票印成与真票完全近似，老百姓不可能辨别真伪，单靠少数银行干部用显微镜来观察票子真假，是不能阻止假票流行的……我们发行的票子面额越大，则空投与私运入口同一体积与重量的假票其金额数目也就越大。为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拟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五元以上大票，但只发一元券又嫌太小，故拟增发三元券一种以资调剂。”中央很快批准了陈云的意见，并由周恩来总理出面通知苏方做出改变，印制5元和3元面值的人民币，钞票总金额改为45亿，印制时间也要求缩短。已经由苏联方面印好的100元、50元人民币暂不发行。与此同时，国内的印钞厂也开始增印2元人民币。
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收到电报后，有点为难。他对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说，原来商定的订货票额大、总金额小，现在钞票面额改小，总金额反而由40亿加大到45亿，印钞工作量大体相当于原计划的3倍，而交货时间又反而缩短，变化这样大，按中方要求的时间完成印制工作很困难。张闻天如实向苏联方面解释了台湾请美国印制假钞，以破坏中国新货币计划的情况，兹维列夫听后表示理解，说，苏联方面一定按中方的要求去做。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叶季壮接着与苏方商量：“原做好的5元券版不动，新做3元券版；或者将原10元券版改成5元券版，原5元券版改成3元券版。”兹维列夫回答说：“过去做的版已无用，都须重新制版。可将原10元券的图案和尺寸改为5元券的，5元的图案和尺寸改为3元的。”兹维列夫思考一下后，又向中方提出建设性意见：为了加快工作效率，建议印刷这些钞票时用一种纸，不必用两种纸。中方同意了他的意见。中苏双方又按照中方改变的计划，重新签订了协议。经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请示周恩来同意，苏联方面开始代中国印制第二套人民币。
苏方按照中国的新要求，重新调整部署后，开始印刷第二套人民币的3元券和5元券。印出的人民币，采用胶凹套印，版纹深、墨层厚，防伪能力居于世界前列。
苏联代印人民币一年之后，中国方面又分析了美蒋的动向，认为由于中国政府终止了印制四种人民币大票的计划，他们破坏新人民币的计划难以实施，我们增印10元券风险不大。由此确定了增印人民币10元券的方案。1954年4月12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向苏方口头提出“新印10元券20亿元，计2亿张”的请求。苏联方面紧急研究后，很快表示同意按照中方意见办。
严密交接
苏联印制好人民币后，接下来的重要环节就是交接。经过几次详细商谈后，中苏双方确定：苏联代印的人民币从1953年9月底起分批运往中国。运输方式是用火车经铁路运送，走的路线是莫斯科开往西伯利亚的铁路，交接地点设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口岸。
为了顺利交接，苏联方面作了周密部署，采取了十分严密的保卫和押运措施。每次启运人民币，苏方都会事先向中方提供一份详细的清单，包括装箱数、总重量、箱子规格体积等，以便中国做好接运准备。为了做到绝对保密，苏联方面与中方多次沟通，最后确定采取如下措施：苏联方面的“发货者”，用的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者”是中国的满洲里入口公司（即现在所称的进口公司），所发货物的名称是“技术装备”，双方交接地点定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实际的发货种类、时间、经由路线、包装形式，只有两国高层少数人知道。
在发运之前，中国方面向苏联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全部车辆严加警卫，护送至我站台。”苏联方面表示完全按照中国意见办，随后安排莫斯科最精锐的警卫部队沿运输道路全线警戒。1953年9月底，当首批3元券即将启运时，苏方在自己国内加强警戒的同时，还特别向中方提出，希望中国方面安排诚实可靠的接收人员、警卫人员以及搬运工人承担人民币运输工作。但对这些运输人员也应该严格保密，不能讲运送的东西是什么。苏联方面基于自己的经验，还向中国方面提出了许多应该注意的押运细节，例如，中国选择车况最好的车辆接运，这些车辆不能有任何裂缝，不能有一点漏水；车厢应该封闭严密，不能有任何疏漏；中国现有车厢两端没有小平台，应该改装，在两端各设一个小平台，以便警卫人员站立。在中国境内运送时，货箱上、车辆上都不能有任何苏联财政部或苏联国家银行等字样。
对于苏联方面的提醒，中方完全接受，以保证运输安全。
中苏交接第一批人民币时正值严冬，地处中国北端的满洲里气温达到了滴水成冰的程度。中国方面有关干部考虑到这个问题，给中方交接人员全部配发了最好的冬装，专门给押运、交接人员预备了餐车、厨师、住宿的车厢。同时也对苏联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如，要采用中国人容易辨认的方法：在装货物的箱子上要有“铁腰子”，钉在箱子中间，将箱盖和底板上的四根木棍用钉子钉牢。按照这一要求，苏联方面发来的装人民币的箱子，木板特别厚，箱盖和箱底上的木棍特别粗壮，钉得非常牢固，以至搬运都很费力气。
在中苏双方共同努力下，到1955年初，苏联代印的第二套人民币全部顺利运抵中央人民银行库房。
第二套人民币于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其中包括苏联代中国印制的人民币3元、5元券和国内印制的2元、1元及角、分币共10种货币；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了由苏联代中国印制的10元券人民币。
紧急回收苏印“三种票”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政府撕毁援华协议，撤走援华专家，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苏联还中止了代印人民币工作，并突然停止向中国提供印钞纸和印钞设备，使中国自己印制人民币也出现了暂时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不得不全面调整对苏政策。中国政府于1962年7月至1964年5月向苏方陆续索回了代印人民币的资料，实际终止了请苏联代印人民币之事。从此，中国自己印制人民币，而中国当时也已经掌握了印制高质量人民币的技术。
1964年三四月间，中国政府发现在东北和新疆地区，苏联代印的人民币3元、5元、10元券突然增多，这三种人民币并非假币，流通畅行无阻。虽然中国方面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是苏联故意捣鬼，但这三个券种的人民币突然大量增多，显然极不正常。中国政府决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回收已经发行的苏联代印人民币，不再发行。1964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限期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知》，规定从4月15日起，苏印“三种票”（即3元券、5元券、10元券）停止在市场上流通，至5月14日止为收兑期，限期1个月内到银行兑换成其他面额，苏印三种券一律回收销毁，过期未收兑的一律作废。
群众积极配合回收工作，中国市场上很快就见不到苏联代印人民币的三种券了。在回收苏联代印人民币三个券种的同时，我国大量发行自己印制的5元券人民币。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全掌握最先进的防伪技术，一时还不能印制10元券人民币。因而此后一段时期内，5元券就是第二套人民币的最大面值了。到后来，中国政府掌握了先进的防伪技术，具备了印制10元券人民币的能力，才开始自己印制发行第二套人民币10元券。
（责编：王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