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作为史学分支的一门，需要不断借鉴西方史学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成果，来展现新闻传播史的原貌和全景。新闻传播史研究需要继承西方史学的三大传统，具备社会文化史的视野，政治军事史的热情，神话史学的信仰和勇气，以及年鉴学派的时间概念，世界体系的空间概念，后现代史学的批判眼光。
关键词：西方史学；新闻传播史；启示与借鉴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09)06—0050—06
新闻传播史既是新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史学的分支学科。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既要遵循新闻传播学理论，更需要从博大精深的史学理论中吸取营养，尤其是在新闻传播学科是否是一门学科屡屡遭到质疑时，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借鉴史学理论和方法，力争自立于学科之林显得尤其重要。正如复旦大学黄旦教授所说，“报刊史似乎从来就不存在学科合法性的危机，哪怕一点点疑问。新闻有学无学的争吵，即便沸反盈天火烧连营，受牵连的也只是新闻理论，报刊史悠悠然隔岸观火”，为什么呢，原因很多，“但不能说与报刊史背靠历史学科这一棵大树无关。”新闻传播学的出现和发展未经过百年，而史学在中西方都有几千年的历史。《尚书》是中国史学滥觞，而从荷马史诗中又看到了西方史学的雏形。史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升华提炼出一系列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值得新闻传播史研究借鉴。去年《新闻大学》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范式进行了讨论，本文欲“接着说”，希望借鉴西方史学传统，以期对新闻传播史研究有所启发。
史学之演进，最早应溯及到神话与史诗。早在古希腊时期，荷马史诗以及其他神话在艺术描写中。就含有真实历史的内核，隐含了古希腊人朦胧的历史意识，成为西方史学的滥觞。几百年后，被西塞罗称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撰写了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史学著作《历史》。纵观西方史学发展史，从《历史》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三种史学传统，即社会文化史传统、政治军事史传统和神话史学传统。
其一，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创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其特点为宽宏丰隐，广采博收。《历史》是西方史学上第一部社会文化史，其内容极为丰富，作者充分利用了当时他所能看到的各种资料，诸如谱系、神话、史诗、碑铭以及前辈作家的著作，并通过亲身采访，实地调查等方式广泛搜集资料。作者以生动的笔法记载了西亚、北非以及希腊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政治制度、经济生活、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展示了古代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生动图景，俨如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该书是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的鸿篇巨著，作者以希波战争为主题，将大量的材料组合在一起，纳入一个大体完整的体例之中，构成了一部记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历史业绩。在写作中，作者对史料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把一切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都记载下来。他曾公开声称：“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又说：“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录下来。”当然，他的这种“有闻必录”的做法，常失之于轻信，使其书不无谬误之处，为后人所诟病。
其二，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奠定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其内容集中于政治军事，行文极富热情，倾向明显。修昔底德被后人称为“政治史之父”，作为这场大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以生动豪放的史笔，简洁流畅的文字，不仅全面地记载了战争的主要史实，展示了战争的恢宏场面和党派斗争的严酷惨烈，还恰如其分的描述了当时人们心理心态的微妙变化。修昔底德是雅典人，有着自己的政治立场，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亲雅典的立场上来撰写这部著作，体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作者对伯里克利时代的盛世不胜怀恋，所以当他从雅典称雄一直写到它临近失败之时，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悲伤的气氛。因为雅典的衰败，作者不禁为之黯然神伤，终于满腔悲伧而卒。全书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政治倾向，透过他的冷峻、平静的笔法，不难看出他对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赞美，对激进民主推行冒险政策的谴责等，体现作者的爱憎，蕴含着了他对雅典城邦的长治久安而寄托的希望，同时暗含着今不如昔的历史退化观。作为政治军事史的奠基之作，作者专注于这场战事，很少涉及其他方面，剔除了一些与战争无关的内容，并把荒诞的传闻摒弃在历史之外，一扫过去那种虚构与现实传闻于真实不分的情况，给后人留下了一种信而有征的整体风貌。作者采取十分严肃的态度和求真的精神，注意搜集真实的史料，尤其是重视第一手原始资料，体现了出了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修昔底德认定历史的成败兴衰是由人事而非神力所决定，历史不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努力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体现了坚定的人本观念。休谟认为真正的历史学从修昔的著作开始，后来更是受客观主义史学的兰克史学顶礼膜拜。
其三，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开创的神学历史传统，主要是记神事，载圣迹，认为上帝主宰着人间一切万物的和平，并将平等和不平等的事物安排在各自适当的位置上，保持世间的秩序。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上帝之城》试图追寻彼岸世界，论述神圣的关照和人类的历史的，提醒世人神的国度是永垂不朽的。在该书中，历史第一次被理解为由一个固定的起点(上帝创世)到终点(末日审判)的线性运动，历史被理解为上帝的安排，而非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创造。历史具有预定性和启示性的，是一种向着既定目标的前进的运动。《上帝之城》确立了基督教的世界史理论，征服了古典史学的人本观念，而且征服希腊罗马史学中的地域观念，启发了当代的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理论。神话史学传统的重要特征就是执着的精神追求，奥古斯丁就说“我对教会的热情，促使我来保卫上帝之城”正是对上帝、对教会的热情和信仰，促使他孜孜不倦探索历史的行程，极力证明上帝与历史，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的逻辑统一关系。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之后，西方史学的三个传统皆已出现。但是，后来西方史学的发展三者并末成鼎足之势，主要是政治军事史传统一枝独秀，从修昔底德到十九世纪的兰克一直以军事政治史为主。从奥古斯丁至17世纪法国主教博絮埃撰《世界史论》，基督教的神学传统也曾企图霸占史坛。直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撰《路易十四时代》，才突破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同时也对神学史观进行了激烈的冲击，从而使希罗多德开创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得到延续。简言之，西方史学著作基本上是按照这三种史学传统进行撰述的。
新闻传播史作为史学的分治学科，在研究中也在不断借鉴史学的研究成果。新闻传播史研究虽未能与史学同步前进，但也在尝试紧紧跟随，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短短的百年历程，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新闻传播史著作，尤其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延续西
方史学传统的代表性著作。
其一，吴廷俊教授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传统在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该书史料翔实，评价公正，作者在充分利用了所看到的各种文献资料，如书信，报刊，文集、文件等，还采访了当事人的后代、亲友、同事，充分收集了口述史学的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秉持文人论证的总体指导思想，论述并客观评价了大公报人在救亡图存中的杰出业绩，生动地展现了一副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景。同时该书突破了社会文化史传统的客观主义，结合政治军事史的热情，对大公报在几十年历程中的成就颇多赞誉，对大公报在党争内战中的过失遗憾不已。行文中流露出对大公报的精神不能再生的感慨，全书弥漫着一种“此曲只应天上有”的伤感气氛。与中国古代的史传典籍相类比，可以说，吴著承继了《史记》的遗续。司马迁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撰史方法，通过“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再现了史前到当代(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画面。同时，作者突破了孔子述而不作的撰史传统，通过“太史公日”的形式，表达了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修史理念，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独到的论断，虽然班固说他“论是非颇谬于圣人”，但其宝贵的史论财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而吴著在论述大公报的发展历程，再现报刊史全景的同时，也对史实和人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介，如对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传统以及“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价，指出了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本质。
其二，蔡铭泽的《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某种程度上来说承续了政治军事史传统。作者敢为人先，选择对近现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但又因为政党群体失败而被大陆主流学界忽视的报刊群体——国民党党报进行深入研究，再现了国民党党报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在学术无禁区，言论有藩篱的时代语境下，作者突破意识形态的禁区，摆脱了失败者的历史不足惜的“土匪史观”的影响，秉着资料第一，评价第二的写作理念，对资料进行了批判的遴选和解读，总结出政党、政权、党报三者之间的教训，梳理“党”、“报”、“政”的科学关系。作者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既揭露和批评了国民党党报维护国民党专政的本质，又具体地肯定了其在特定条件下的某些积极宣传和改革。这样就从根本立场上否定了国民党党报，又在具体问题上肯定了国民党党报的写作基调，做到了符合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有别于台湾学者对国民党党报的历史书写。作者以文献分析为主，数据分析、比较分析为辅，以政治事件为主、全面展开、重点解剖的方式，重点勾勒了1927—1949年间的国民党党报历史图景。是“一部弥补中国新闻史研究空白的力作”。反观中国古代史籍，依稀可见《汉书》的影子，汉书是汉朝官方所修之断代史，其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作为官方修史，其对汉王朝基本上持褒扬的基调，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尤其是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更是赞扬不已。正如政治军事史专注于政治军事大事一样，《国民党》主要专注于新闻媒介本身，再现国民党党报的历史流变，同时作者又极具政治军事史的热情，其研究就是为了为现实的党、政权、媒介的科学关系提供“前车之鉴”，对国民党的党报始终坚持批判的否定的立场，同时对具体时期具体业绩和具体人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体现出了鲜明的立场和倾向性，极富政治军事史的热情。
其三，李彬的《全球新闻传播史》，则可以看到神话史学传统的影子。该书采用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笔法，既专注媒介发展，亦兼及历史、哲学、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论述了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大历史。该书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里揭示“全球化”命题为指导，同时吸取20世纪以来“新史学”的理论、“年鉴学派”和海登·怀特的叙事理论，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针对全球新闻传播的历史演化、社会动因、专业背景、内在逻辑及发展趋势等，展开全面系统而不失深入细致的分析，点面结合、史论结合、历史与逻辑结合，勾画一幅有机的而非机械的、整体的而非割裂的、联系的而非分离的全球新闻传播史，体现出广阔的“全球传播”视野和视角。”正如神话史学传统执着追求彼岸世界，探索历史的终极目标一样，该书也在不断追寻新闻传播的“光荣与梦想”。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像年鉴学派先驱费伏尔呼吁重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时所说的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去，沉浸在生活之中，沐浴在生活之中”。与神话史学追求上帝存在对历史行程的决定意义一样，作者认为人文学科式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及其要义，归根结底还在于追求某种人生的意义，具体说来就是所谓理想、价值、精神的境界、生命的张力等。与神话史学肯定上帝的终极价值一样，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追求、铸就、张扬一种新闻传播史的人文价值与理想，赋予看似僵死的新闻传播史以鲜活的生命、灵动的韵味和高远的意义。归结起来，神话史学追寻历史形成中的上帝意志，李著则力图展现新闻传播史鲜活流溢的生命活力，尝试将醇厚的历史、深邃的哲学与灵动的文学有机交融，将已逝的过去、变化的现在与生成的未来一脉贯通，从而构建一幅新的活泼泼的洋溢着生意、焕发着魅力的全球新闻传播史，力图使作为人类创造的新闻传播学的著述都折射着一种美丽而神奇的生命意志。
西方史学在19世纪迎来了新的转变。出现了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派别，亦称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兰克主张历史学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历史学的理想目的在于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这种史学理论与方法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傅斯年提出了史学即史料学的史学理念，认为历史学根本任务就是历史事实和人物以文字的形式还原，为此他要求历史叙述要客观公正，超然于外。
兰克史学在统治了西方几十年之久。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巨大的灾难开始改变了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战后西方史学出现了多方面的转变：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从注意研究个别的杰出人物转向研究普通人和社会底层默默无闻的劳动群众；从政治史和经济制度史转向新社会史、新经济史、城市和地方史以及一些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领域；在研究方法有重大的创新，从靠个人在文献中整理资料到自然科学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同时二战世界大战造成的世界性影响，使史学家认识到世界历史走向的整体化和延续性，在法国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年鉴学派。1960年代，库恩提出了范式理论，年鉴学派与范式理论嫁接使这种新的史学结构
功能范式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全面阐述了他的长时段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所以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主要体现在时间概念上。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史学狭隘的政治史观。与年鉴学派一脉相承，二十世纪晚期，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和肯尼迪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史观，阐释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危机及21世纪左派政治策略。
回顾整个西方史学史，17世纪的启蒙学者继承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考证派却长于叙述，18世纪的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家喜好论断与推理，偏于论证派；19世纪的兰克科学派明显偏于叙述派；到了20世纪则更为复杂了，新史学不断走向极端。20世纪以前，西方的历史哲学大体都可归之于思辨的历史哲学范畴内。最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趋势是从思辨的走向批判的、分析。后者有逐渐成为当代显学的趋势。批判的历史哲学产生于19世纪末。这种哲学又具体分为批判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两大流派。两者的研究倾向相同，但是哲学立场却有明显的区别，前考入都是唯心主义者，后者则基本止是新实证主义者。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早期重要代表是德国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和历史哲学家狄尔泰。其后由于意大利的克罗并与英国的柯林武德等人的努力，推动了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进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期，后现代主义通过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进入史学领域，代表人物是海登海特，他们试图揭示历史学家在历史写作中运用的诗性行为，试图建立起一种比喻理论，消除历史与文学之问的界限，在历史于想象、真实与虚构建立起合理的联系。
纵观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颇多启发。总结来说，新闻史著述需要社会文化史的视野，政治军事史的热情，神话史学的执着信仰和勇气，年鉴学派的时间概念，世界体系的空间概念，后现代史学的批判眼光。
第一，社会文化史的视野。社会文化史传统最大的特征就是广采博收，全面搜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材料，展现历史全景。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扩大历史学研究的视野，正如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所说：“当代历史研究中最强大的新趋势是从研究个别和具体转向研究普遍规律，是把历史学学和社会科学都作为最终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的尝试，那么，第二项最重大的变化无疑是历史学家的视野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扩展。”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要紧紧跟随这种趋势，在研究中，要有社会文化史传统的广阔视野，充分搜集资料，包括各种文献，以及口述史学材料，全面展现新闻传播史的全貌，正如历史要实现“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的转变一样，新闻传播史要实现媒介的历史向新闻传播大历史转变。
第二，政治军事史的热情。现代阐释学理论证明，我们解释历史永远走不出“阐释循环”，不可能摆脱我们的“先验”去完全客观地研究历史，历史研究和著述中总是带有研究者的情感和倾向。历史研究是站在当代与过去的对话，我们所栖身的当时是在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点上。总是带有当代的眼光和知识结构和话语评述历史。正如克罗奇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新闻传播史研究，不仅仅是试图全面客观地呈现媒介发展史全貌，不仅仅为发现历史，还要为解释历史，并且为此提供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不能像对待僵死之物一样毫无感情。面对新闻传播史中的人物和事业要有评价，有爱憎。面对新闻传播史的教训我们要吸取，面对成就我们也要保持冷静，在冷静中也要有研究者的倾向。正如梁启超所说：“笔锋常带感情。”
需要注意的是，在饱含热情进行历史研究时，同时要避免泛感情化的历史研究。正如霍布斯“历史学家发现自己出人意料地扮演了政治演员的角色。我们要对历史事实负责，而具体地说，我们要担当批判历史中政治和意识形态弊端的责任。”史学家们必须牢记自己的责任，这首先要求他们从身份认同政治的激情中退出，即使我们也感受到这种激情，也必须退出。
第三，新闻传播史研究需要神话史学的信仰和勇气。神话史学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种孜孜不倦通过历史研究证明上帝合法性的精神和勇气。神话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就是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正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改正自己身上的谬误而成为圣徒，为了证明基督教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痛改前非，四处求学，花费十余载，写成《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坚定地认为天地之间存在两个国度，上帝之城是光明善良的象征，地上之城则是黑暗邪恶的象征，上帝是地上之城的代表，他试图在两城之间试图建起一种桥梁。竭力使上帝之城在人间实现，历史在他笔下就是善与恶斗争的历史，也是教会统治取代世俗政治统治的历史。这种上下分治的历史观蕴含是奥古斯丁对罗马危机的理解。
新闻传播史研究也需要有神话史学的信仰和勇气，坚信新闻传播史将朝着不断实现新闻自由，新闻媒介不断和谐发展的方向不断前进。正如神学史观坚信历史由上帝主宰一样，新闻传播史研究者也需要有这种信仰和勇气，坚信“它是人类历史的叙述。是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新闻传播史研究要本着以人为本的信念，探索人在新闻传播历史中的角色。
第四，年鉴学派的时间概念。年鉴学派的核心理论就是整体史观和长时段理论，年鉴学派史学家受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影响，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进行历史研究。在他们那里，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在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认为全面的历史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新闻传播史研究需要有整体史观，运用长时段理论，展现新闻传播史的来龙去脉，新闻传播史研究采用多学科的视角，追根溯源，厘清新闻传播史发展的线索，完整、连续地呈现人类传播的历史，探索传播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是鼓励所有的研究者都投入到新闻传播通史的研究中，年鉴学派的时间观念仍然可以运用到个案研究中，研究媒介个案和媒介人物，也应该追根溯源，探讨其渊源与流变，展现其内在的发展逻辑。
第五，世界体系的空间概念。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出版了多卷本专著《现代世界体系》，集中讨论了三个主题，即：世界体系的形成、运作及基本趋向，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史观。世界体系理论是一种关于社会现代化的理论，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新范式。该理论以世界体系为基本分析单位，认为人类历史虽然包含着各个不同的部落、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但这些历史从来不是孤立地发展的，总是相互联系形
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这一世界体系中，国与国之间存在着等级，少数国家成为核心国，多数国家成为它们的附属，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超然于世外。世界体系理论贡献就在于其整体性、宏观性、综合性的理论视野、“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以及一系列宏阔而敏锐的充满现实感的独特观点。“世界体系”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标志着全球化理论开始彻底摆脱了经典方法，以体系代替了国家，真正开创了从全球角度对资本主义这一世界性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先河。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需要借鉴世界体系理论，主要是吸收起广阔的空间概念，整体性、宏观性、综合性的理论视野和“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将新闻传播史融入到世界历史中去，在大历史观的指引下，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广阔历史空间中来研究新闻传播史的进程。
第六，新闻传播史研究需要有后现代史学的批判眼光。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欧美迅速发展，从最初的文艺思潮，逐渐超越文艺领域，扩展渗透至哲学、社会学、美学、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成为一股颇具声势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是一种反传统、反体系、反中心的思维模式，体现出多民族、多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等特征。后现代主义思潮渗透到历史学领域，产生了如新历史主义等史学流派。后现代主义史学意味着反对进步史观，反对宏大叙事，也反对文学的自然科学化和传统史学认识中的那种“客观事实”，认为历史是虚构的结果，历史文本中的主观性值得称颂而且十分必要等。主张对正统原则与正统标准进行否定和批判，通过解构的方法企图揭示历史多层面的意义。反对二元对抗的立场，强调通过多元化、高度模糊化和凌乱化的方法来达到建立新的功能性的目的。后现代主义通过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进入史学领域，其代表人物是海登怀特。新闻传播史借鉴后现代史学主要不是借鉴其理论，反而像碎片化、模糊化等理论是我们需要批判的，我们主要是借鉴其的批判眼光和视野，新闻传播史研究要突破非好极坏、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辩证地看待历史上的传播媒介和人物，批判地看待权威的解释。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可以通过“非革新的方式得以重构”，我们应该通过解构披着历史外衣的政治和社会神话，运用多元的和多学科的视角，展现新闻传播史多层面的意义。
正如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历史学家雅斯贝斯所说“我们永远在历史之内，历史的目标就在于探索人的历史性存在”。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作为一门史学分支，最终目标就在于探索人在新闻传播史中的历史性存在。历史作为一门“预言社会工程学”。终极的目标还是要发现“我们将位于何处，我们将为何效劳。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做好新闻传播史研究，需要不断借鉴西方史学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成果，展现新闻传播史的原貌和全景。具体来说，新闻传播史研究需要继承西方史学的三大传统，具备社会文化史的视野，政治军事史的热情，神话史学的信仰和勇气，以及年鉴学派的时间概念，世界体系的空间概念，后现代史学的批判眼光。上世纪八十年代巴勒克拉夫就表示对历史学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历史学家将要依据他在与兄弟学科的合作中以及在利用有关过去的知识为构筑将来方面所作的贡献大小来接受评判，而历史学则将与之同时接受评判。”新闻传播史研究同样愿意与多学科合作，接受任何人、任何学科的批判。新闻传播史有这个自信承受这种批判，有这个能力自立于学术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