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一位重庆人在中国史学界很活跃，许多高层学术活动和党政领导干部学习讲座都有他的身影，他甚至还受邀走进中南海，面对面给江泽民同志讲历史，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江泽民同志指示，将他以及另外7位著名史学家在中南海的讲稿汇编成集，加上按语发至全国县团以上单位，供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学习参考，这个讲稿集就是后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出版、名噪一时的历史名著《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的蓝本。
这位重庆籍学者叫庞卓恒，重庆市铜梁县小林乡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休斯顿大学亚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永远忘不了的重庆
2005年2月25日，庞卓恒教授应邀在“重庆市领导干部历史与文化系列讲座”讲学。讲座是重庆市委为建设“学习型”干部队伍，提高执政能力所采取的一项具体措施，层次较高，主讲人都是国内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包括原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王蒙，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中科院院士、首届“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齐康，《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执行主编胡惠林，中国比较文学权威、北大教授乐黛云等。庞卓恒讲《从世界历史看文明兴衰规律》。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在对上下数千年世界文明进程进行研究分析基础上，探寻文明兴衰规律，展望21世纪前景。这项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视角新颖，见解独特，学术界评价很高。
几百名各级领导干部前来听庞卓恒讲史，其中包括重庆市委副书记邢元敏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事忠。他们对国内前卫学术信息极感兴趣，然而庞卓恒的一句开场白却让他们大出意外，庞卓恒说：“我的学术兴趣和学術基础是在重庆培养的。”
庞卓恒这样说，并非客套。
庞卓恒出生于抗战时期，在战乱中度过整个少年时代。那时常有轰炸重庆的飞机在老家上空掠过，发出刺耳的啸叫。他求学的平滩中学改建于一座文庙，教室阴暗、潮湿，冬天如同冰窟，几乎所有学生都生了冻疮。有的贫困生中午还吃不上饭。庞卓恒每个假期都得拣狗屎，然后挑到集镇换回一点灯油钱。在这种环境里，庞卓恒学习很用功，心灵深处有股试图改变命运的强烈冲动。
平滩中学校长李岑西有个女儿叫李国音，是中共地下党员，因为这层关系，1946至1947年间先后有5、6位地下党同志转移到平滩中学，以教师身份隐蔽下来。这些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青年教师的到来，打破了平滩中学的闭塞和沉闷。他们在课堂上分析形势，抨击时弊，还以接触大自然的名义把学生带到僻静山沟，轻声讲述“山那边有好地方”，并且教唱解放区歌曲。在他们引导下，学生的视野开阔了，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庞卓恒十分向往老师介绍的那种新的社会。因此当1949年底家乡解放，他就满怀希望地扑入了新社会的怀抱。1950年春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到新组建的铜梁县文化馆，做了一名新中国的文化使者，那年他15周岁。
文化馆负责人叫严荫岗，是平滩中学那批地下党老师之一。在严老师带领下，庞卓恒采编新闻，办宣传栏，张贴标语，还下乡下街道办扫盲班，也参加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在教育和被教育中，庞卓恒对新社会制度有了更本质的认识，思想迅速升华。
大约8个月后，由于文化馆缩编，庞卓恒报考了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位于重庆市中山一路，1951年春天，庞卓恒来到重庆。
那时重庆是中共西南局机关所在地，是整个西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重庆处处充满勃勃生机。庞卓恒进步更快。
经过短期培训(原定培训6个月，因表现突出，3个月就提前结业)，庞卓恒被分配到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人事室，成为一名年轻的人事干部。
那时学习空气浓郁，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西南局的所有干部都参加了“干部业余政治理论学校”的学习，着重学习政治理论，也学习经济建设知识。有初中文凭的庞卓恒属于“知识分子”，何况还有一定工作经历，因此他除了经办一些具体人事业务并兼任机关团支部书记外，还担任了本单位的政治理论学习辅导员。
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与西南工业部同在一个“干部业余政治理论学校”，总校长是时任西南工业部副部长的万里。每进入一个新的学习单元，各单位的教员和辅导员先要到西南工业部礼堂听万里同志的报告，即所谓“先学一步”，庞卓恒因此有幸多次目睹万里的风采。那时的万里，30开外，风华正茂，又有丰富阅历，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理解，讲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善于把深奥的理论同当时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用生活化的语言进行讲述，给人留的印象特别深刻。半个世纪后，庞卓恒回忆起当时情景还激动不已。毕竟，在这些学习活动中，庞卓恒第一次系统接触到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知道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可以说，他几乎倾其一生精力对社会文明规律的思考及研究，就是在重庆的这些学习活动中打下的最初基础。
在重庆的日子里，1953年和1954年对庞卓恒有特殊意义，这期间发生的几件事在他一生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件事发生在1954年夏。他由于工作出色，出席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一级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很隆重，特意选在新落成的重庆人民大礼堂举行，好几位西南局领导莅临了第一天的大会，贺龙还发表了精彩演讲，主题是青年人应该怎样树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贺龙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那天他一身戎装整饬无爽，连风纪扣都严严实实，加上独特的小胡子，显得威风凛凛。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健步走上讲台，摘下军帽放在讲桌上，笑眯眯地看着台下的青年们。对这些革命后来者，贺龙说话坦荡、率直。他说：“同志们，你们知道什么是革命吗?革命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场下哗地响起一片笑声，会场气氛变得活跃起来。贺龙由浅入深地讲解为什么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道理，勉励青年们继承革命先辈的志向和事业。他讲得非常有激情，先是解开了风纪扣，继而解开所有衣扣，再后来干脆脱掉外衣。他只穿一件衬衫，挽着衣袖，不停地打着手势。他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年轻人的心，会场里鸦雀无声。庞卓恒听呆了。贺龙的风采和激情，让他看到了一个真正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看到了正义的力量。庞卓恒后来回忆说，当时真感到有股巨大的力量在召唤着、推动着自己，周身的血在脉管里急切地涌动。
另一件事持续时间相对较长。1953年9月，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西南局从各有关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农村工作队，庞卓恒作为队员之一被派往南川县农村，前后工作了几个月。
工作队出发前，西南局农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