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一直以来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是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讨论的问题大都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有密切关系。但长期以来中国学者特别是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跟踪研究的学者不太注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所讨论的问题和历史脉络了解不够，知之不详。本文介绍了近年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行思想史梳理的研究成果，以增进中国学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历史及现状的了解，并为中国学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提供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
［中图分类号］ B561.7［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0257-2826（2008）07-0041-08
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行思想史梳理成为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先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史蒂夫•里格比在1987年出版（1998年第二版）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个批评性导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做了点评；2002年，英国桑德兰大学讲师马太•佩里（Matt Perry）博士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做了初步梳理；2006年，英国利兹城市大学高级讲师保罗•布莱克利奇（Paul Blackledge）博士出版了《反思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一步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思想史。本文主要介绍佩里和布莱克利奇的研究成果，相信会对中国学界了解国外马克思学最新动态，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轨迹有所助益。
一
佩里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第一章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一个全景式概览。佩里指出，他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表明马克思仍然存在于20世纪的历史学研究中。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常被指责为还原论和决定论，但实际上它比任何其他学派（大概年鉴学派可以与它相提并论）都体现出更宽广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二战后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常与“新史学”联系起来，于是人们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拒绝传统的史学形式如传记体的、政治的、思想的和叙事史学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胜过惯常的史学形式，也胜过创新的史学形式。比如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斯大林》（1949年第1版）及其关于托洛茨基的多卷本著作就是传记体的。类似的传记体史学著作还有：保罗•弗罗利克（Paul Frlich）的罗莎•卢森堡、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的列宁、克里斯托夫•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克伦威尔或米尔顿等。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拒绝传记。但马克思主义传记有别于其他历史学派传记的特征在于其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更理论化的澄清，而对个人在历史上作用之迷的解答是每个传记作者都需面对的难题。
至于传统史学所关心的叙事风格，不管是讲故事的艺术或是意味深长的文学展开，都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得到体现。如C.L.R.詹姆士的《黑色雅各宾》和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就不能被指责为因为术语而牺牲了文学性。除了叙事艺术和传记外，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包含研究高度政治和自上而下历史的杰出著作，如梅森（Mason）的《第三帝国的社会政策》、萨维尔（Saville）的《1848》。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常见的指责是说它夸大了经济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史方面的著作确实很多，比如在关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生活标准的辩论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身影。
尽管女性主义者和黑人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激烈批评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实际上是妇女史和黑人史研究的先驱。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的《隐瞒历史》（1973年）开辟了激进妇女史学的领域，而詹姆士、威廉姆斯、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关于黑人奴隶制度的著作以及弗赖尔(Peter Fryer)的《保持权力》关于英国黑人体验的著作也在黑人史上起到了类似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在口述史的发展中起到了作用（其实口述史本身就是从“自下而上的史学”中产生出来的），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罗纳德•弗雷泽（Ronald Fraser）和卢萨•帕瑟琳妮（Luisa Passerini）就运用口述史给西班牙内战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传统认识注入了新气象和新见解。历史学中的文化维度（包括从艺术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益在历史学中占据中心位置，其中也打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印记（包括汤普森和希尔的著作）。总之，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证明能够创新并且可以与新史学方法开展创造性的对话。
如果说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转向了文化史和微观研究，那么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仍在继续关注长时间框架和长时段过程，两者的区别体现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分野。在后一种研究中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起了极具建设性的作用。杰夫里•克罗伊克斯1981年出版的《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安德森和居伊•布瓦（Guy Bois）在欧洲封建主义的起源方面也发表了重要著作。威克姆在20世纪90年代的“封建危机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布与斯威齐之间的论战，以及后来的“布伦纳辩论”都涉及的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彼得•克里特（Peter Kriedte）和汉斯•梅狄克（Hans Medick）对“原初工业化”理论有贡献，而沃勒斯坦则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上述学者的影响都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范围。在科学史方面，贝尔纳(J. D. Bernal)的《历史上的科学》和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
“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社会解释主导了20世纪大半期的历史学文献。关于法国革命的社会解释的主要实践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和艾伯特•索布尔（Albert Soboul）都是法共党员，自20世纪20年代之后他们发展出了关于法国革命权威的“社会”解释，即强调统治者难以应付的危机、事件的阶级特征以及革命的深刻影响。这样，革命史就不再是简单地由大人物（罗伯斯庇尔、丹东、拿破仑）的行动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力量演化的平衡决定的。勒费弗尔的《法国革命》对法国革命所做的社会解释甚至几乎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引起争议，霍布斯鲍姆的《原始的叛乱》（1959年）是英语世界最先运用这种观点的历史学著作。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历史学弗朗索瓦•孚雷（Franois Furet）引发了“修正主义史学”潮流以对抗对法国革命的社会解释，这种“修正主义史学”把革命解释为一系列偶然政治事件的结果。在英国，关于英国内战的社会解释也遭到了修正主义史学的批评。1990年霍布斯鲍姆出版《马赛曲的回响》，评价了法国革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并回应了修正主义史学家对这些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解释所做的批评。
马克思主义史学充满着社会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生产方式和霸权等概念。但随着学术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线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甚至一些保守的历史学家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有用的工具来使用，特别是表现在他们对马克思概念的折中借用上。许多历史学家有选择地采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范畴以作为他们提出假设或用于解释历史的富有成效的工具。布瓦就指出，“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对年鉴学派中世纪史专家乔治•杜比(George Duby)、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产生了深刻影响。汤普森和布伦纳则强调阶级斗争概念的首要性，汤普森甚至说阶级斗争比阶级事实本身更重要。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试图澄清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贡献，如霍布斯鲍姆在1997年出版的《史学论》中就考察了从后现代主义到俄国革命这样宽泛的历史编纂学问题。对霍布斯鲍姆来说，马克思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根本基础”，因为马克思极其独特地试图“为历史整体提供方法论上的进路，并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演化的全过程”。
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遭到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激烈批评。从经验主义者到后现代主义者阵营，马克思主义被指责为经济还原论、决定论、图式论，甚至经验主义（后现代主义者的指责）。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1968年激情（即五月风暴）消退后左翼学术气候的改变，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遭到攻击。后现代主义、历史社会学以及经验主义都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提出了挑战。当一些史学杂志推出诸如“社会史的危机”、“劳工史的终结”的专辑时，所挑战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佩里指出，这些批评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歪曲，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评价最棒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巧运用和完善来批评马克思主义，而只是根据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批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只是基于一些庸俗化的假定。
佩里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划分为三代，然后对这三代代表人物的史学思想进行深入考察。佩里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代是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二代指亲历两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以及30年代大萧条的卢卡奇、托洛茨基、葛兰西等人，第三代指在冷战东西方对立、西方经济长期繁荣、60年代的思想激进和80年代的反动，以及苏东演变和所声称的新自由全球资本主义胜利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思想家。目前在后现代背景下很可能会出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第四代（能否真正出现还不能肯定）。对第二代的介绍佩里特别强调葛兰西，尤其是葛兰西史学思想对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写作的重大影响。对第三代的介绍佩里特别强调汤普森。
二
布莱克利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思想史的梳理主要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背景，但他首先用一章梳理历史唯物主义从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的演变和发展。布莱克利奇指出，第二国际自1889年成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它事实上的破产这段时间里，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无可质疑的守护者，而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被许多评论者看作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历史考察理应从考茨基开始。但是，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指西方学者）再为考茨基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辩护了。里格比是批评考茨基主义的典型，他认为考茨基思想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所包含的“生产力决定论”。佩里也认为，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第二国际影响的消退，进化论或技术决定论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在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中蔓延。而更早的科莱蒂在《从卢梭到列宁》中就提出，第二国际政治上的缺陷在于它对经济演化的自动过程持有“宿命论”的信念，这强化了第二国际关于它最终会以自发的、不变的、无可抵挡的平静方式（正像自然的过程一样）获取政权的信念。科莱蒂还指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解释源于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粗鲁的系统化，并在考茨基的历史理论中达到顶点。西方学者对于恩格斯在使马克思主义僵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存在争论，但考茨基的思想早就被他们认为应该扔进历史学的垃圾桶里去了。最近萨松和卡利尼克斯都把考茨基的思想评价为“庸俗进化论”的一种形式。但布莱克利奇并不赞同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评价。他指出，上世纪初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确实产生了一些值得今天重读的重要历史学著作，如让•若雷斯（Jean Jaures）的法国革命史写作就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争论。布莱克利奇认同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远非同质性的说法，并指出：第二国际是充满争执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激烈的政治争论伴随着相互竞争的历史解释。布莱克利奇通过具体考察第二国际三个代表性思想家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拉布里奥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来具体阐明这一点。
布莱克利奇指出，尽管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到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被科莱蒂和安德森解释为是“唯意志论”同“宿命论”的决裂，但里格比却认为政治实践方面的改变并没有伴随着历史理论方面的任何创新，因为托洛茨基、列宁、斯大林以及布哈林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具有同样的生产力决定论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观。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布莱克利奇都不同意，尽管布莱克利奇确实认为里格比强调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连续性方面是正确的，而且里格比的观点表面看来似乎很有说服力，因为列宁在与普列汉诺夫决裂之后很久仍然奉劝青年布尔什维克学习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而且列宁自己也一直在学习和研究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在布莱克利奇看来，托洛茨基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并不能像里格比所认为的那样与考茨基及普列汉诺夫同样的生产力决定论一起被打发掉，因为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直接影响了C.L.R.詹姆士的经典历史学著作《黑色雅各宾》，而且詹姆士也称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是最伟大的历史学著作；另一方面，由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时期开创的“人民史学”和“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影响了来自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伟大历史学家们，但“历史学家小组”的著述是不能被归结为生产力决定论的，因此这些伟大历史学家富有创见性的研究可以说是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因素中演化而来的，而不是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决裂。
布莱克利奇具体考察了考茨基的思想演变，认为所谓的“考茨基主义”只是一个神话，因为它把考茨基的思想发展看作是直线的，而没有考虑到考茨基1906年所发表文章的思想与他1927年《唯物史观》一书中所体现的进化论和机械论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布莱克利奇看来，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中无疑包含机械论和宿命论因素，但第二国际的一些思想家也为托洛茨基等人更开放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布莱克利奇把托洛茨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贡献概括为两点：一是托洛茨基提出了作为其“不断革命论”的“综合发展规律”，二是托洛茨基创造性地重申了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歪曲了的真理即马克思主义的行动主义内核。这样，托洛茨基就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特征区别开来。但托洛茨基并不拒绝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洞见即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历史可能性设定了参数，不过托洛茨基是在国际层面而非国家层面来考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彰显了伟大人物（列宁）在重大历史事件（十月革命）中的作用，从而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行动主义内核；但布莱克利奇并不认为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体现了唯意志论，因为托洛茨基实际上是把列宁作为客观历史事变的最后出场的环节来看待的。
历史时代的“分期”问题是历史编纂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因而与“分期”问题相关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过渡”问题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热点问题。布莱克利奇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专章讨论。首先考察的是著名英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戈登•蔡尔德（Gordon Childe）。恩格斯晚年根据人类学家摩尔根的新发现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蔡尔德20世纪初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置于考古学思想的核心位置。蔡尔德提出的“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的概念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蔡尔德把马克思的方法等同于一种“文化史”，从而隐含了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史以及斯大林主义的经济还原论的决裂（尽管蔡尔德肯定过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考古学与人类学》（1946年）中蔡尔德明确批评了对马克思“基础/上层建筑”比喻的技术决定论解释。蔡尔德坚持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概念等同于因果性概念，因为尽管生产力可能为各种可能出现的生产关系确定了参数，而经济基础又可能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确定了参数，但上层建筑并不能机械地直接从基础来解释。布莱克利奇指出，蔡尔德关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调整决非自动的”说法，以及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可能相信在社会矛盾需要克服的时候革命是“受期许的或根本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相信革命必然会到来的说法，就是直接针对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在蔡尔德看来，社会生产关系可能会作用于生产力并“无限地”阻碍社会进步；蔡尔德还认为，“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都不是必然出现的。蔡尔德另一个与斯大林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历史解释是运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来解释在各种历史关头都存在的暴力阻滞现象，而斯大林自1931年之后就禁止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也否认暴力阻滞现象的存在。
布莱克利奇接着考察了从古代到封建主义过渡的问题。杰夫里•克罗伊克斯（Geoffrey De Ste.Croix）1981年出版的《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被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著作之一。克罗伊克斯根据两个反常的经验证据来精练马克思主义的奴隶生产方式概念：一个证据是自由劳动在古代农业中被广泛使用，另一个证据是非奴隶的非自由劳动方式在古代的广泛使用。他认为，马克思所谓的“生产方式”不应该主要按照“生产劳动的主体如何，而应该按照“占有财产的阶级如何控制生产条件、榨取剩余从而使他们的有闲生活成为可能”来描述。这样，尽管在古代雅典广大自由农民生产了农业产品的绝大部分，但仍然可以把古代雅典算作是奴隶经济，因为雅典贵族是从奴隶或更一般地说是从非自由劳动那里获取的促进其社会和历史再生产的绝大部分剩余。另一方面，克罗伊克斯认为把雅典和罗马国家归为“奴隶经济”不是根据统治阶级消费的绝大部分剩余是由狭义上的奴隶生产的，而是根据非自由劳动是统治阶级剥削剩余的主导劳动形式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而克罗伊克斯所定义的非自由劳动除严格意义上的奴隶外，还包括债务奴隶以及农奴。于是克罗伊克斯巧妙地说，尽管“把希腊（和罗马）世界称作奴隶经济从技术上说是不正确的”，但“如果有人想那么表述”，那么他不会表示强烈反对。立论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过的“强制劳动是古代世界的基础”。克罗伊克斯指出，说奴隶制是古代“非自由劳动”的主导形式，这不是在数量意义上说的，而是在奴隶制是整个古代希腊罗马“非自由劳动的原型形式”这个意义上说的。即使在大约公元300年之后农奴制已经成为整个罗马世界数量上占主导形式的非自由劳动的情况下，罗马人仍然没有介于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过渡性概念，这说明奴隶制观念在各阶级的心理中仍然无处不在。
布莱克利奇指出，克罗伊克斯反对把后期罗马帝国描绘成“封建”，这一点得到了普遍承认，但他基于非自由劳动的广泛使用以及奴隶制是非自由劳动的原型形态这两点而主张把后期罗马帝国理解为“奴隶经济”，已被证明是极具争议性的观点。比如伯明翰大学早期中世纪史教授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就提出，需要对后期罗马生产方式做有别于奴隶生产方式的更为细微的分析。威克姆同意克罗伊克斯所引用的证据，即封建主义是从奴隶和佃农融合为新农奴阶级中演变而来的，但却反对用“奴隶经济”的概念来描述这种过渡形态。威克姆回归到马克思古代生产方式的概念，即城市首先控制然后通过税收剥削周边的乡村。威克姆指出，在罗马帝国后期尽管封建主义因素和奴隶制因素并存，但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却是向更早的古代生产方式的返祖。这种晚期罗马的生产方式是阿明在《不平等发展》中所描述的“朝贡方式”的变体。阿明所谓的朝贡制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关于“封建主义”的讨论有关。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批评了那种把封建主义定义为“地主主义”的做法，认为这样“西欧发展的独特性就消失不见了”。安德森按照他相信是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方法来理解欧洲的特征：除非通过其政治的、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否则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可能被定义，因为这些上层建筑决定了使这些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具体化的超经济强制的类型。这样安德森在分析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就倾向于把各种生产方式化简成各种特殊的社会形态。这就意味着，有多少非欧洲国家就有多少非欧洲生产方式。由于安德森没有讨论这些非欧洲国家的社会动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些国家的生产方式能够独立地走向资本主义吗？另一方面，安德森关于欧洲封建主义独特性的讨论也受到了质疑，关于为何惟独欧洲走向资本主义的问题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阿明在《不平等发展》中试图澄清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以解释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的国家何以处于静态而资本主义为何在欧洲出现。阿明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称作“朝贡方式”，它有五个基本特征：一是亚细亚国家是真正的“中央”，因为其人口相对于周边文明来说数量庞大；二是随着国家权威的日益增强，农村共同体迅速衰弱乃至消失；三是这些社会形态的国家统治阶级并不特别专制；四是朝贡（以税收形式）是这些国家内部占有剩余的主导形式；五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可以与区间非常大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使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只有在资本主义方式从外面引入的情况下才会变得突出，因此充分发展的“朝贡方式”存在的历史时间就特别长久。而在阿明看来，封建主义是“朝贡方式”的不完整形式，其中央国家虚弱而地方领主阶级相对强大，结果统治阶级的主要剩余来源不是靠国家征税，而是作为地主的地租取得的。
威克姆不同意“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静态而封建主义是动态的说法，但赞同阿明的“朝贡方式”模型（以国家通过税收征取剩余为特征），并指出，在大多数传统国家社会中，“朝贡方式”都伴随并主导着以地租为基础的封建方式。不论是“朝贡方式”还是封建方式，由于剩余都是从农民那里抽取的，因此这两种对农民的剥削方式在农民的生存感觉上基本是一样的。
布莱克利奇指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拒绝生产力首要性的概念，而代之以生产关系对历史解释首要性的观点。海因兹和赫斯特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而布伦纳对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分析及随后引发的“布伦纳辩论”，则是另一个代表。
关于历史主体与结构的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另一个热点问题。布莱克利奇指出，尽管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头那句名言已经为他的历史理论提供了解决历史主体与结构合题问题的正式答案，但这并没有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关于历史主体与结构在具体历史环节到底起多大作用的明确指导。二战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历史主体与结构的辩论走向极端：要么把结构还原为历史主体，要么把历史主体还原为结构。萨特是这场辩论的最早参加者之一，萨特把自由个体置于他所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位置。到20世纪60年代，巴黎的学术潮流从存在主义转向结构主义，阿尔都塞反对萨特强调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并试图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形式，这样历史就被理解为没有主体的过程。与此并行，类似的学术潮流转向也在英国发生。二战之后，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内出现了伴随“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自由意志论思潮。汤普森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最明显地体现了人这一历史主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核心地位的学术立场。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更年轻一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欢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出于对阿尔都塞对英国左翼尤其是英语世界历史编纂学影响的愤怒，汤普森于1978年出版了《理论的贫困》，而安德森1980年出版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则是对汤普森的回应。在该书中，安德森试图综合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汤普森的唯意志论，因为此时安德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已经从较早时期和阿尔都塞主义的调情转到受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更正统解释极大影响的立场上去了。在安德森看来，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综合唯意志论的元素与结构的因素以便形成更可行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但在布莱克利奇看来，安德森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布莱克利奇进一步考察了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试图结合结构与历史主体的尝试。麦金太尔早期（20世纪50、60年代）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卷入了与汤普森的争论。在麦金太尔看来，马克思在使用“基础/上层建筑”比喻时所指的既非机械关系，也非因果关系，而是在用黑格尔的概念来表示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上层建筑的产生提供框架的过程，表示经济基础提供了人类核心关系的过程；人们在创造基础的同时，也就创造了上层建筑，这不是两个活动而是一个活动；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进步模型即政治发展会自动地紧随经济原因是一种目的论，它与马克思的模型有天壤之别，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特征不是经济基础发生了改变，而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改变。麦金太尔还批评了波普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个体与阶级、历史、社会是不能分离的，但麦金太尔也不同意方法论整体主义。卡利尼克斯在《创造历史》（1987年）一书中也致力于勾画一个既避免普列汉诺夫宿命论又不屈从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模型。在卡利尼克斯看来，人这一历史主体确实并非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但这些条件却能帮助或阻碍历史主体实现其目标的努力。这样，生产力发展水平就为某种可能性设定了参数。赖特（Wright）等人在《重建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批评了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包括“发展命题”），并为他们所谓的“弱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辩护”。赖特等人指出，尽管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进化理论，但却是完全不同的历史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拉马克主义意义上的发展理论；从长期的历史来看，存在着生产力发展的“弱冲动”（竞争的结果）而非科亨所谓的“强冲动”（超历史“人性”的产物）。卡利尼克斯很欣赏赖特等人的这种生产力发展“弱冲动”观点，他进一步在巴斯卡（Bhaskar）关于结构的观点基础上，试图结合结构与历史主体而避免把其中一个归为另一个。巴斯卡把结构定义为“既是当下的条件（物质原因），又是人这一历史主体不断再生产的结果”。于是卡利尼克斯认为，结构不能像赖特等人那样被还原为个体主体，即使它是由主体再生产出来的；尽管历史的主体总是个体（因为个体可以进出不同的结构位置，如经理的位置），但这些位置最好被理解为“空的空间”，其性质决定了这些位置上的人的作用。
布莱克利奇得出结论说，不论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还是萨特的个人主义，这两个极端都不能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一个可辩护的重新解释。汤普森尽管击中了结构史学图式论的要害，但他提出的替代方法却最终不能令人信服。而由安德森和早期麦金太尔所做的综合结构与历史主体的尝试以及卡利尼克斯对这种尝试的进一步发展，是迄今为止对历史唯物主义最强有力的重新解释。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汤普森、阿尔都塞和萨特的理论都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提供了许多灵感。
三
佩里和布莱克利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思想史梳理有一个共同结论，即认为斯大林哲学教科书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根子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尽管布莱克利奇对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也有所肯定）。另一方面，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思想家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有别于（甚至直接针对和批评）斯大林教科书的解释大都是基于史学实践（即亲身进行历史学研究），而且他们多数还是职业历史学家，因此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颖解释就不仅仅是哲学的思辨，而是建立在坚实的实证材料基础之上，因此特别值得我们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哲学工作者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 Steve Rigby. Marxism and Hist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7；2nd edi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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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llen Meiksins Wood. Peasant-Citizen and Slave［M］.London: Verso， 1988.
A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 abroad on History of
Thoughts in Marxist Theories of History
LU Ke-ji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dern Marxism, Cent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100032, China)
［Key words］ Marxism abroad; Marxist theories of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bstract］ Marxist theories of history have long been an important research area in Marxism studies abroad. It is the Marxist school of history. Major research topics of this school are all closely related to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sim. However, Chinese scholars, especially researchers who study Marxism abroad, have long neglected researches abroad on Marxist theories of history. They are not clear about findings on Marxist theories of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thoughts. The paper then offers a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 of foreign scholars in this area. It is meant to promot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scholars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es abroad on Marxist theories of history, and provide them with access to thoughts in stud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责任编辑 孔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