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学术成果和藏学研究成果，以缅怀他一生的功德业绩和高尚的人格品质。
蒲文成先生于1942年11月19日出生在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的蒲家壕村。5岁起，蒲文成先生的祖父就要他和大哥、二哥一起读书识字，决意不让他们像前辈一样永远当庄稼人。祖父要求十分严厉，教授《百家姓》《农用杂字》之类的读本，主要是认字、写字，每天规定字数，要求熟记，第二天早晨要在院落地面上把规定的字背写出来。就这样，6岁上小学前，已经认识不少字，也算是学前启蒙教育。1949年秋青海解放前夕，解放军从兰州进驻西宁，途经家乡，有一天一部分战士住宿他家，有位解放军叔叔见他会识字，非常喜欢他，送一支钢笔，鼓励他好好学习。1952年，他在本村的初级小学毕业，要到离家10华里的高庙完全小学走读上学，每日早出晚归。1955年完小毕业，他顺利考入乐都一中。入学前家里发生了一场灾难，祖父因车祸被压断了双腿，使原本经济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蒲文成先生生活在一个多兄妹家庭，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加上残疾的祖父和被裹成小脚的祖母，全靠父母的一点农业收入糊口。于是，他开始了极其艰苦的中学生活。学校除了正常的学习费用，每月需缴12.4元的伙食费，这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开支。因此他周六下午徒步15公里回家，周日背一周勉强够吃的干粮、炒面到学校，每餐是干粮炒面和开水。对家人来说，每天吃到干粮，是最优厚的待遇了，用不着吃糠咽菜。为了度过上学时的艰难，减轻家庭的负担，每个寒暑假他都在外打工，曾守过菜园子，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在火车站当服务员……作业本是原来用过的本子翻新再用，没有换洗的衣服。但苦难却是人生的财富，艰苦的生活使他养成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品格，也有了对贫苦大众的同情心，永远与他们心连心。艰苦更使他懂得刻苦学习才是农家孩子走出大山，开阔视野，改变贫穷的唯一途径，他一直用勤奋苦学、获取优异成绩来弥补经济上的贫困，中学期间一直品学兼优，得到老师们的喜爱和学校的嘉奖。1960年，因各种不利因素的组合，我国发生了最严重的经济困难，饥饿威胁着人们的生活和生存。幸运的是这年5月，学校因教师短缺，蒲文成先生和高中班的几位同学被吸收为教师，参加了工作。尽管每月只有30多元的薪酬，但生活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能缴得起伙食费，吃上热汤热饭。他先后在乐都一中、乐都二中任俄语教师；后担任小学学区临时负责人，管理下面15所小学。
1963年，家乡生活有所好转，蒲文成先生再次审视自己的学识水平与同事们的差距，决心参加高考，寻求深造学业的机会。1963年9月，蒲文成先生考入青海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学习藏语文专业。在少语系，他平生第一次接触到藏族文化，从此他与藏族和藏族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他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但由于自然地理的分割，对藏民族以及其他各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還一无所知，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新奇。他曾说，多亏老师们循循善诱，讲解我国多民族的概况和学习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并以喜饶嘉措、才旦夏茸等诸多大师们的事迹激励自己，一切从零开始，学习藏族语言文字和其他课程。期间他借来高年级同学的《藏族古典文学作品选》等讲义，自学完成未能讲授的教材，又找到《王若飞在狱中》《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等藏文翻译作品，细心阅读，摘抄其中的词语短句，默写记忆，使原本十分薄弱的藏语文基础逐渐牢固起来。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和几位同学查找资料，编写了一本《藏文动词手册》，虽未能达到出版要求，但这毕竟是研究性质的一种尝试，对掌握藏文动词的词义及时态变化等大有益处。
蒲文成先生所在的班级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大家来自不同的地区和民族，却能相互团结，和睦相处，思想上互相鼓励，学习上互帮互学，生活上互相照顾，5年时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算是兄弟情谊，绵延意长。1965年春天，青海调整高校布局，成立青海大学，下设师范学院、医学院、畜牧兽医学院，青海民族学院则专门培训社教积极分子。于是，他随系迁往师范学院，直至1967年毕业后，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安排，他们到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倒淌河地区进行牧区社教试点。这时，他刚刚具有了初步的藏语文知识，被抽调参加试点，安排到茨汗达瓦公社担任秘书。蒲文成先生在尕海滩拉约亥麻公社，当时尕海滩有三个公社，除了拉约亥麻，还有措卡和茨汗达哇公社。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到藏族人生活的环境。蔚蓝的天空，广袤的草原，奔驰的骏马，成群的牛羊，憨厚好客的藏族人，牛毛编织的黑色帐篷，以及一切生产生活方式，都是那样的新奇，甚至不可思议。社教试点进行了5个多月，他与最贫穷的群众吃住在一起，白天与社员们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晚上参与年轻人的唱歌跳舞等娱乐活动。近半年的社教，藏族人的善良、诚实、乐观、豁达、包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深感自己对丰富深奥、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知之太少。于是，他更加刻苦学习、拜师求教，即使在“文革”的年代，也没有停止过对藏学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蒲文成先生曾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尽管当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下有不少违背常理、耗费时日的做法，但毕竟使他学会了吃酥油糌粑、抹牛粪、骑马等牧民的日常生活，熟悉了藏族同胞，与他们建立了感情。同时在学校学到的一些知识第一次在实践中运用，得到巩固和提高，这对他后来的藏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68年秋，他和8位同学响应“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牧区”的号召，自愿到青海最艰苦的果洛藏族自治州工作。当年8月，他们从西宁乘汽车出发，翻越日月山，便进入了“过了日月山，眼泪流不干”的草场牧地，经过共和盆地、一眼望不到边的三塔拉戈壁，辽阔无垠、水草丰茂的切吉草原，再翻过河卡山，到大河坝、温泉，然后攀登崎岖陡峭的鄂拉山，随着地势的增高，巍峨高峻，终年积雪的阿尼玛卿雪山屹立于天地之间。告别玛卿雪山，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相对平缓的草原公路上向南行驶，穿越牧草与红色岩石相间的花石峡，经昌麻河折东，穿越狭长的东倾沟，到当时的果洛首府大武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