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两汉经学发展出来的魏晋玄学，将宇宙生成论发展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企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在与佛学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两种相继的思潮，本文旨在阐述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关系，理清二者之间发展的主线，在深刻理解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说明魏晋玄学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魏晋玄学 佛学 佛学玄学化 玄学佛学化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4－0072－01
前人对魏晋玄学的内容、魏晋时期佛学的发展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但是，魏晋玄学与佛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作出深入、全面探讨的学者并不多。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关系是较为复杂的，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才能洞察其中原委。
一、魏晋玄学的思想渊源
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基础，从两汉经学中发展而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关系的哲学思潮。
汤用彤先生指明了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变，这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探索，最终找到了“无”作为哲学观的理论基石，从而使得两汉时期的宇宙生成论发展成为玄学本体论。
因此，从思想渊源看，魏晋玄学是对两汉经学的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
二、魏晋佛学的发展
佛学自东汉时传入，在魏晋时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翻译佛经、融入中国文化方面，到隋唐时期，佛教达到兴盛的顶峰。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初步引入佛学并融入中国文化的时期。该时期佛教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三国、西晋的初步流传阶段，到东晋、十六国时期的盛行阶段，再到南北朝时期的趋于隆盛阶段，有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为证。
三、时间上的先后性
按照汤用彤先生的划分，魏晋玄学的发展分为正始时期、竹林时期、元康时期、永嘉时期四个阶段。其中，正始玄学的时间大致在公元240～249年，以何晏、王弼为代表。
而佛教从东汉（公元25～220年）时便传入我国，所以单从时间上看，何晏、王弼等人的思想有可能受到了佛学的影响（佛学核心讲“一切皆空”），在综合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才提出了“崇无”论。
四、内容上的关联性
从思想渊源看，魏晋玄学主要是从两汉经学发展而来的，与佛学并无必然联系；从社会政治根源看，在魏晋时期，历史进入门阀士族专政的年代，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所以需要新的统治思想，而魏晋玄学恰好适合了该需要。
因此，从内容上看，魏晋玄学并未明显受到佛学的影响，而主要是中国哲学独立演化和适应当时政治、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佛学在传入中国初期是明显受到玄学影响的，因而采用“格义”的方法来扩大佛学的影响。但是到了东晋时期，玄学与佛学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佛学热。
五、佛学的玄学化
佛教的玄学化是从两晋之际开始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僧人效法名士风度，跻身上流社会。一些佛教僧人与玄学名士交流思想，效法其内圣外王的思想与行为。二是运用格义方法，以玄学术语解释佛学。从三国时的外国僧人支谦和康僧会，到西晋时的外国僧人竺法护，再到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鸠摩罗什等人，一直到东晋的中国佛教学者道安、支道林、慧远和僧肇等人，他们翻译佛经的时候，往往使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佛学中的一般概念来附会中国哲学中的概念。
佛学的玄学化使得佛学能够较好地与中国传统哲学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在魏晋时期得到较快的发展。
六、玄学的佛学化
清谈名士接受般若思想是在西晋中叶以后，直到东晋初年，才形成一股佛玄合流的般若学思潮，东晋时期的佛玄合流实际上是魏晋玄学的继续发展。就玄学本身的理论逻辑而言，东晋郭象的独化论就意味着玄学的终结。但作为社会风尚来讲，人们的兴趣尚在增长。两晋之际的般若学思潮是以般若学的思想形式来讨论玄学所关心的问题，以满足当时门阀士族的精神需要。
从王弼的“崇无”，到裴頠的“贵有”，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玄学已经走到了理论上的尽头。佛学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个尴尬的局面，使得社会贵族得以继续以另外的方式来探讨玄学问题，从而促使玄学佛学化局面的形成。
七、结语
历史的真相已经被掩埋在风沙之下，但是，我们根据目前的资料分析可以知道，佛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明显受到了魏晋玄学的影响的，即前面所讨论的佛学的玄学化。到了东晋中后期，佛学的发展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而恰逢玄学的理论已经到了几近终结的地步，所以又出现了玄学的佛学化。因此，在东晋时期佛学与玄学出现了合流的趋势。这也充分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的兼容并包的特色。
【参考文献】
[1]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杜继文.佛教史[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