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与平遥市很值得参观，这两个城市风格迥异，各有特色。
去宁波想要了解宁波的文化，一定要看位于镇海区的宁波帮博物馆。这个以“帮”冠名的博物馆，可能是中国绝无仅有的。博物馆于2009年10月开馆，对宁波商帮发展的历史沿革做了全面的介绍。
宁波商帮的历史悠久。早在16世纪，宁波就成为世界上著名的自由港。1840年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宁波是其中之一。宁波商帮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固守自己原来开创的产业。一旦发现人家的产业，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比自己更先进，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学习人家的好东西。宁波人善于理财，宁波的钱庄在清朝是很兴旺的。鸦片战争后，外国的银行来到了中国。第一家来到中国的外国银行，是1847年在上海开业的英商有利银行。银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比中国封建时期的钱庄显然要先进多了。宁波商帮没有固守自己的钱庄，而是学习西方银行先进的理念，自己去实践。随着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他们在中国开办的信托、保险业也发展起来了。宁波商帮跟着学，也开办了信托和保险业务。
山西平遥有2700多年的历史，今天所看到的平遥古城，大部分是明清时期的建筑，保存完好。去平遥一定要看曾经兴旺了近百年的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总号。票号，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的金融服务业，是专营银两汇兑、存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日升昌”创立于1823年，当时办得很红火，分号遍布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业务扩大到日本、朝鲜等地，在当时也算是一家“跨国公司”了。但是，到了1914年，“日升昌”倒闭了。
天下的事情就怕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把宁波商帮和“日升昌”进行比较，是发人深省的。有三点非常突出：
一是与时俱进还是抱残守缺。人类社会总是不断进步的，新事物不断地出现，取代过时的旧事物。19世纪中叶，外国银行开始进入中国，他们的理念、经营方式比票号先进多了。然而，“日升昌”坚守过时的票号，对银行采取排斥的态度，不愿意去学习。到了晚清时期，甚至清政府都认识到有必要建立自己的银行。鉴于“日升昌”是当时中国国内最重要的金融机构，清政府多次邀请“日升昌”参与组建中国自己的银行，均遭到了拒绝。这样，“日升昌”的覆灭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是故土难离，还是哪里能发展就去哪里。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平遥的交通和通信还很不方便。然而，“日升昌”总号固守平遥，不愿意搬到更便于自己业务发展的城市去。比较一下，宁波的地理优势和交通状况要比平遥强很多。即便如此，宁波人也没有固守宁波，而是去了更利于他们发展的上海。今天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就是遵循这样一个理念。
三是开放，还是封闭。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观念，在许多方面都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建筑方面尤其如此。看一看“日升昌”总号，这是一个中国传统式的深宅大院，前店后宅，围墙很高，重门坚固，封闭得很严实。看来住在里面的主人很不自信，不希望外面的人看见自己，怕看见了不安全。但这样一来，却与外界隔绝了。然而，在宁波帮博物馆展现的宁波商帮的住宅，却是中西合璧。既保留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又吸纳了西方建筑的好东西，明亮通透。住在里面的人很容易看到外面的情况，也不怕外面人看见自己，很自信。
在参观“日升昌”票号之后，人们总是会问：当年如此繁华的“日升昌”，为什么一下子垮掉了？有人在总结“日升昌”的兴衰时说：“晋商的成功在于建立了一套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激励机制与商业道德，晋商的衰败也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缺陷，成也传统文化，败也传统文化……”
上述这番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可能经不起推敲。晋商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难道宁波商帮体现的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
晋商的行为与宁波商帮不一样，因为二者的文化不一样。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中国不同的地方文化是在长期的不同环境中形成的，这些地方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从未中断过，这是因为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各种地方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相互促进，造就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21世纪的中国人，要弘扬中华文化中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真善美的东西，摒弃那些假恶丑的东西；我们还要认真学习、吸收其他文明的、真善美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逐步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