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哪种文明，商业活动都是其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之一。由于不同文明的侧重点具有明显的差异，于是催生了“商业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等不同范式，并形成各自的文化和习俗，进而影响区域内人的行为尤其是价值观念的取向。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当下商业活动繁荣，“商业文明”较之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等显现出主导优势，其“契约”精神催生规则、建构秩序，成为了人类共同的行为准则。作为“农耕文明”的典型国度，中国历朝历代均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然而商贸交易却并未根绝。以明清时期崛起的晋商为代表的中国商业活动，取得了令世人侧目的成就，其独特的“通力合作”“劳资共赢”“尊重同行”“锐意创新”精神，对于当下中国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商业文明”，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晋商；商业实践；商业模式；商业文明；“契约”精神
[中图分类号] C91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10-0078-08
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梳理出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等八大文明范式。无论何种文明，商业活动都伴随其中。但不同文明之間，其行为范式均有着明显的差异，后世学者将其归纳为三种，即商业文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这三种范式也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和习俗，进而影响着区域内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取向。
一般认为，商业源于原始社会以物易物的交换行为，它的本质是交换，而且是基于人们对价值认定后的等价交换。这种交换行为过程，即商业活动。
具体到我国古代，成熟的商业活动，起源于夏代方国之一的商国。据《史记·殷本纪》所载，商国始祖名契，为帝喾之子，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于商丘，后建立商国。商国第七任君主王亥时，服牛驯马，物质逐渐丰裕，于是外出与人进行货物交换，商国由此国力大增。因当时从事交换物品活动的都是商部落的人，因此人们把从事贸易活动的人称为“商人”，并将用于交换的物品称为“商品”，同时将商人从事的职业称为“商业”。王亥也因之被尊称为“华商始祖”[1]。
商业能致国强盛。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有详尽的论述，他将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聚其笔锋，诉说为商之道、经纶之术，可谓栩栩如生。但“重农抑商”却是历代统治者不变的“国策”，即使这样，各类商业活动也从未断绝。
两汉期间，大汉帝国打通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中外贸易就此开始。
隋唐时期，大运河沿岸的宋州、扬州以及东南沿海的越州、洪州等等，都是繁荣的商业城市。唐政府允许外商在境内自由贸易，胡商遍布各大都会，政府也因此设有“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
两宋时期的商业尤为发达，不仅商品种类繁多，而且国内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都很活跃。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其商业的繁盛可见一斑。因“交子”便于贸易之特性，致使商品交易更为活跃。
元代中后期，泉州港重开，经常有百艘以上的海船在此停泊，因此也被外国旅行家誉之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
及至明清，商业社会在中国呈极速发展之势，从而形成了如徽商、潮商、浙商等商业团体，而晋商因其诸多开创性的实验，深得商业精髓而一跃成为海内最富，为世人所侧目。本文试以晋商为例，剖析其为商之道，解构其经商之缘，以探讨当代商业文明之构建，作抛砖之引。
一、商业文明内核之指向
1.商业文明之源起及其影响。纵观世界历史，文明发展的基础依赖家族、国家及其私有制的形成，尤其是国家的建立，标志着一种文化尤其是商业文化的成熟。所以，尽管农业文明时代农民拥有固定的土地和居住点，但商业活动促成集市并城市形成，最终实现文明交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人类社会最初的形态总是农业民族的文明。当然希腊是一个例外——希腊半岛多山、少地，海岸线曲折而漫长，只适合种橄榄、做陶器，早期那种漫灌的农业根本无法进行，果腹的粮食也只能依靠外国输入。因此，古希腊在经济上不得不进行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于是催生了发达的商业文明。
就世界范围而言，真正意义的近代商业文明成熟于荷兰。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给欧洲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1581年7月26日，来自荷兰各起义城市的代表在海牙郑重宣布，废除西班牙国王对荷兰各省的统治权。1588年，7个省份联合起来，宣布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的国家”[2]。1602年，在共和国大议长奥登巴·恩维尔特的主导下，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这一前所未有的经济组织，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文明开始成为世界主流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并一直延续至今。
人类进入21世纪后，“建构”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成为主流形式。而建构的环境，一是自然环境（地理），二是社会环境（文化）。这两者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行为方式。譬如塞缪尔·亨廷顿就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斗争淡化，但“文明冲突”仍不可回避，各种地缘冲突越来越显现出文明间差异冲突的特征。在他看来，未来世界的走向，将由几个主要文明的相互作用来决定。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号称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基础是海洋工商文明，其早期传播借助的是武力，然而武力是无法持久的，因此后期的传播，则都依赖于商业活动。“船坚炮利”结束后，早期的各种影响不说，仅就近些年来的“好莱坞大片”，“牛仔裤”风靡——诱使人们追崇以至成为时尚，足见商业传播文明的影响力。
2. “商业文明”的内核。所谓商业文明，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认为，就是“追求个人致富和富裕生活以实现公众的共同福祉的生活方式”[3]。他在《国富论》里就如何实现商业文明基本生活方式及其原则作了经典阐述，认定“契约”和“信用”是商业文明的内核。同时他又认为，中国在“契约”和“信用”这两大内核上是严重缺失的。虽然在中国传统生活里，“契约”和“信用”始终存在，譬如“房契”“地契”等，但“商业文明”中的“契约”“信用”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文本，而不是民间仅凭道德约束的“文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是主张“人无信不立”的。关于“信用”“信任”，《论语》中出现过38次，频次虽然低于仁（109次）、礼（74次），但是高于描述道德规范的多数词汇，如善（36次）、义（24次）、敬（21次）等。有“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言必行，行必果”“与国人交，止于信”之类的箴言等等。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尤其是在国家治理层面，一向标榜以儒教立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将之写进皇家治国理政的条文。
“信”是对契约的遵守原则。遵守契约的程度高，信用等级就高；反之，信用等级则低。而契约规定的是双方平等的权利——无论是交易双方，还是政府和个人、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都必须是对等的，且必须以文字的方式存档备查。
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是一个遵守契约的社会。因为只有遵守契约，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信任结构”，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里，如果个人失去信用，轻则借贷无门，重则寸步难行。
“信用”对社会的长治久安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正常的商业活动中，如果双方不是自由意志下的协商，交易是无法达成的。所以，当契约即信用观确立后，与之相对应的诸如“独立、自由、平等”之类的理念，就会从商业文明中脱颖而出。而“独立、自由、平等”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意趣必然大相徑庭。
当下中国，工商业已成为经济的主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各类商业活动可谓如火如荼。如何建立属于当今时代我们自己的“商业文明”，无非是两条：一是“拿来主义”，即借鉴别国成熟的经验；二是从先人的商业活动中寻找可用的经验。
二、晋商崛起的历史原因
晋商在中国明清之际崛起而成为几大商帮之翘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晋人经商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猗顿用盬盐起。”裴骃集解：《孔丛子》曰：“猗顿，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闻朱公富，往而问术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牸。’于是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以兴富于猗氏，故曰猗顿。”[3]《淮南子》云：“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而为文侯师。”驵，即交易经纪人，可见先秦时期，晋地的商业活动就已非常发达。
汉武帝时著名的“马邑之谋”，就是山西马邑一带的豪商聂壹配合朝廷欲除北方匈奴的一次行动。虽然此次行动诱歼单于失败，但“种瓜得豆”“经商未敢忘国”却成为了后世晋商的传统路径。（《资治通鉴》卷第三十四）
接着，晋地商人代不绝人，直至形成群体而勃然兴起。明朝立国之初，为了防御退回漠北的蒙古人侵犯，沿长城一线布防了大量军队。《明史·兵志》记载：“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治府驻固原，……是为九边”。明永乐年间，九镇驻兵为863135人，配马342000匹。庞大的军队需要充足的军饷才能维持，据《明会典》卷二八载：明初永乐年间，九镇主、客兵岁支粮食（含屯粮、民运粮、漕粮）共需469万石，京运银43万余两，此外还需要大量棉花、布匹、黑豆、草料等。另据《明史·食货志》载：九边主、客军岁支粮食153万余石，各项银587万两，饲草753万余束。
为了解决边镇粮草问题，明王朝实行了“开中制”，即将面向九边军事物资的运输任务下放到民间——“召商运粮而与之盐”。即朝廷向商人出让盐的专卖权，以换取边镇所需的粮饷供应，从而解决了北方驻军军饷。
盐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经营盐自然成为获取高额利润的行为。自汉武帝实行盐铁专营政策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食盐的经营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明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放开盐业，由此开启了晋商300年盐路的辉煌历史。
在与北方政权的长期对峙中，明朝虽希望“各居边境，永安生业，商贾贸易，一从所便”，（《明太祖实录》卷十四）这种零散的贸易活动，后来被朝廷确认而称之为“马市”。山西因地利之便，其经商者踊跃其间，把全国各地的绸缎、布匹、米粟、盐茶、铁锅等贩运至边，易换蒙族的马、骡、牛、羊及其他畜产品，通过不同地区的差价而获取厚利。在设立马市的同时，明朝廷又开设茶市，并数次实行“招商纳马给边，以茶偿之”的政策，与“西番”以茶易马。晋商200年茶路也因此打通。
随着晋商商业活动的不断扩大，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票号诞生，致使汇兑实现了专业化。而同时代的票号鼻祖雷履泰，则被西方的金融专家称之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从此，晋商100年票路，执中国商业之牛耳。
三、晋商文化的特点
1. 常氏家族的复合文化。在晋商300年盐路、200年茶路、100年票路留下的成功案例中，恰如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男爵在《中国》一书中所评价：“山西人具有卓越商才和大企业精神。”而真正将这种精神集于一身者，是榆次常家。
徐珂在其所著《清稗类钞》里列举的14家晋商中的豪富，其中续延时间最长的就是常氏家族，其代表人物是常万达。常万达祖籍山西太谷，后迁往山西榆次，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嘉庆元年（1796）离世。他开拓的万里茶道，堪与古“丝绸之路”媲美，成为辉煌近200年的贸易之路。这张贯穿南北、联络东西的商业贸易大网，跨越中国、蒙古、俄罗斯3国，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8省区，以及福建武夷山，江西河口，湖南安化，湖北羊楼洞、汉口、天门、襄阳，河南赊店，山西晋城、榆次、祁县，河北张家口，内蒙古二连浩特、呼和浩特，蒙古乌兰巴托，俄罗斯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喀山、莫斯科、圣彼得堡等22个城市，绵延1.3万公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条线路才被迫中断。2013年3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作《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时特别指出：“17世纪的万里茶道”是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
自常万达后的近200年间，常家的事业不仅没有大的波折而且英才辈出：从最初的“三杰十雄”到后来满怀一腔热血的常旭春，其书画、人品彪炳于世，其管理才能，已完全具备现代企业家的特质。
封建中国文化中除了洇染着“儒释道”理论之外，对于近代外来文明，几乎是隔膜且排拒的。所以后世评论常氏，总是以“儒”字附于其身。其实，这只能是一说，在常氏庄园里，随处可见的是儒家文化以外的文化因子。比如它有道家的“八卦阴阳图”，有“释家”“忍辱”“精进” “慈悲”……各种文化因子的融合，使得常氏家族建立起了一种复合式的文化。正是这种复合型文化，才得以契合“商业文明”脉搏的跳动。
2. 晋商独有的商业实践。晋商文化中，其经营手法有四。
一是通力合作，鲜明的经营模式。常万达在武夷山寻找到茶产地后，即与当地邹氏茶商展开深度合作。这一携手竟长达200年之久。直至现在，常邹两家依然往来不辍。
横行于满蒙大漠上的“大盛魁”，垄断了整个蒙古牧区的市场，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声称其资产可用50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竟是由3个肩挑手提的小贩经营起来的。凭借其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说它是现代企业的鼻祖，一点也不夸张。
而更为人所熟知的晋商乔家，在包头城开设了19个连锁商号，故包头城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仔细研究乔家历史，同样是合作的结果。乔家的第一代商业奇才是乔贵发，他起初是与秦肇庆合伙，初期略有小成，后来投资失败，乔贵发垂头丧气返回老家乔家堡；而秦肇庆却苦苦挣扎，一有起色，便千里迢迢来到乔家堡，把乔贵发重新请回去，才有了后来的“复盛公”。这种合作的真诚，也充分体现了晋商独特的人文特质。
二是劳资共赢，前卫的股份制度。晋商在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东伙合作制”。这一经营模式具体的形成时间，已无法考证。明隆庆年间，总理屯盐都御史庞尚鹏在给皇帝的奏折《清理延绥屯田疏》中说道：“间有山西运商前来镇城，将巨资交与土商，朋合营利，各私立契券，捐资本者，计利若干，躬输纳者，分息若干，有无相资，劳逸共济。”（《明经世文编》卷359）明人沈思孝在他的《晋录》中讲到：“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
所谓“东”，就是资本所有人，俗称财东；所谓“伙”，就是经营合伙人，俗称伙计。东伙合作的缘起，在于有资本者未必有经商能力，而能经商者未必有本钱。正是东伙合作，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体制。从一定意义上说，自东伙合作制形成之日起，“中国企业”就已经诞生。
晋商从掌柜到学徒都有“顶身股”。这是旧时流行于晋商中间的说法，套用现在的语汇，就是人人都有股份。据有关资料所载：曹三喜的商号每一顶身股，年终可分得红利银1000两——这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而当时知县一年的俸银才四五十两。这种股份制，把伙计与东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曹家因此建立起了辉煌的商业帝国——到道光、咸丰年间，山西太谷曹家的商号达640多座，资产高达1000余万两白银，总雇员达37000人。曹家的商业版图，不仅以太谷为中心向中原各大城市辐射，雄踞大半个中国，更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日本东京，朝鲜平壤，俄国的伊尔库茨克、恰克图，蒙古乌兰巴托，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创下了中国商业史上不朽的辉煌。当下中国最牛的企业华为，就是人人占有股份。而这一管理模式，俨然就是200年前“曹氏”商业帝国的现实版本。
三是锐意创新，不竭的活力之源。晋商的创新，最耀眼的发明是“票号”。这一承载了现代银行大部分功能的机构，竟是由这些“乡下人”的脑子想出来的，难怪李希霍芬感慨地说：“山西人具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
创新，其实是商业文明的应有之义。俗语“一招鲜，吃遍天”生动地诠释了创新的伟大意义。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大清国库为之一空，财政十分困难，山西票号俨然成为满清政府的财政支柱，一是代办捐纳；二是为政府解交税款；三是为各省关借垫京、协各饷；四是为清廷筹措借款，抵还外债；五是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梁启超曾感叹，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界牛耳”。这也充分说明了山西票号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影响力。
票号的开创者是山西平遥的日升昌。日升昌票号的组织结构包括三种人：东家、掌柜、伙计（这里的伙计，是后来对学徒和伙友的俗称，不包括掌柜）。东家相当于董事长，大掌柜以下，全部是东家的雇佣人员。晋商中有一条不成文却人人遵守的规矩——东家不过问经营事务。这种出资人不插手经营的模式，就是现代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企业正常运作。同時为了保障掌柜的权力，晋商还形成了不允许“三爷”进票号的规矩。所谓“三爷”是指东家的“舅爷”“姑爷”“少爷”。如果允许“三爷”插手，那么小舅子就可能上演“外戚专权”，女婿就可能制造出商务“倒插门”，儿子就可能炮制出“逼宫戏”。
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声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有关日升昌的资料中，对大掌柜雷履泰甚至以后的历任掌柜都记载翔实，而东家的记载则非常简略，就说明了这一事实。这也同时说明了“董事长兼总经理”模式，早在票号时代就已经被否定了。
由此可见，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才是激发创新的不竭动力之源。
四是尊重他人，存续不衰的基石。在晋商文化中，尊重同行、以合作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将这种尊重表达得淋漓尽致。劳资共享的分配制度，则完美地体现了他们对员工的尊重。而兴学、赈灾的义举，则是他们尊重乡民、热爱故土的赤子情怀。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当属常氏家族。
光绪三年（1877），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北方省份遭受了3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颗粒无收、饿殍满地，史称“丁戊奇荒”。其中山西受灾最为严重，据统计，全省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旱灾。
常氏家族的茶叶贸易在这次旱灾中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运送茶叶的骆驼大批饿死，茶园倒闭了好几座，家族的商业根基几乎被毁。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常家却断然宣布修宅子、盖戏台。这一举动听上去匪夷所思。其实，这就是常家关键时刻拿出来的一出保护饥民的妙法。他们在榆次县内广招人手，每搬一块砖就有工分，还可以喝一碗米粥。连粥的粘稠度都是有要求的，要做到筷子插在粥上不能倒。大旱持续了3年，常家的宅子修了3年。明明是自己施舍，却要让受众心安理得。这一思想非儒非道非释，而是借鉴了近代诞生于西方的人文思想。大概这就是经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秘诀所在。
商业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只要从事这一活动，就必须遵循。比如“信用”“尊重顾客”“优质的货物”“低廉的价格”等等，这些都是对于商家自身的要求。其实，商业活动除了商家之外，还涉及更为广阔的层面，包含社会各个阶层，比如“政府的保障”“政府的信用”“税金的确立”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显形于外的措施一旦失控，布施于内的应急措施是什么？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如何于千头万绪中构建一个有序的社会？这些都能从晋商的商业实践中找到答案。
过去的封建王朝，无论是400年的东西两汉，还是兴盛一时的大唐王朝，更不要说明清两朝，社会都只是在某些局部时段可以部分地掌控某些关键环节，等到时间稍久，整个社会便积弊日重，遂无力回天，“革命”于是就随之而来。我们五千年从未断续的历史，细看却充斥着人类历史上最频繁的改朝换代。
虽然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但研究成功者的秘诀，则是力避历史悲剧重演的有效方法。
作为一个团体——晋商成功的秘诀其实就是四个字：建立规则。孟子有言：“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建立与当时社会主流活动相匹配的制度与文明，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如此，才能顺应社会的发展潮流，建立属于自己的“商业文明”。
[参考文献]
[1]中共商丘市委宣传部.华商始祖王亥[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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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汝泳.“晋商”的历史地位及其产生发展的原因[J].理论探索，1987，（4）.
[责任编辑：汪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