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他不但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而且在学术方面也有非常大的成就，被誉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1921 年，梁启超先生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之后整理成书，便是《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之后他又对原有的著述加以修补，使之更加完整完善。
我国的史学发展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是一个时期，两汉到隋唐是一个时期，五代宋元明清又是一个时期，最后是清末到近、当代这段时间的史学。
先秦是我国史学的形成时期，而司马迁就是这段时期史学发展的集大成者，司马迁的《史记》标志着我国传统史学由发展走向成熟。从司马迁之后，一直到唐朝设立史馆，前后大概有六七百年的时间，史学始终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中自由发展（从成熟走向繁荣），这段时期的史学有三个特点，一是正史的体例逐渐得到确立；二是封建统治阶级开始逐渐干预史书的编撰，到最终垄断史书编撰的权利；三是史家的个人追求被弱化。到了宋至清中期，这八九百年间是我国史学的沉沦时期，没什么发展特点或是新的东西。从清末到当代是我国史学的又一大发展时期。这时期，在史学方面，梁启超可以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梁启超在前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在其后期才逐渐转到学术研究中。他在史学方面，其主张“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主要是引进西方的进化史观，以及西方先进的历史研究方法，同时摒弃传统的“正统”史观，这些史学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史学完成了从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到资产阶级史学的转变，也开始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蜕变首先是对旧史学的批评中实现的。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了《新史学》向封建旧史学宣战。他提出旧史学有“四弊”、“二病”、“三端”，必须进行“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
在梁启超先生眼里看来，旧史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只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历史只是英雄的舞台，而不是人类群体的画像，史学家不知道关注现实问题。史书虽汗牛充栋，却徒耗民智，不能于国计民生有丝毫之益。旧史学在史书的编纂上也存在着种种弊端，使人难以卒读。于是，梁启超先生高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梁启超先生的登高一呼，響应者云集，新史学遂成燎原之势。1928年以傅斯年为核心，以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人为骨干，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形成一个研究集体。主张以史料为核心，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建设近代科学的历史学，打起了“让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的旗帜。另外还有如张荫麟、朱谦之等重视史观建设的史学家，他们主张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对历史学的意义和社会作用多有阐发，对资产阶级史学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新史学的影响很大。但是，资产阶级新史学有一个通病，远离社会，对现实疏于关心，所以，这些学说虽然流行一时，但很快受现实社会的冷落。相反，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产生，就对现实社会变革及现实人生的极大关切。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奠定了见识基础，并焕发出勃勃生机。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在中国深深扎了根，而且还开了花，并结出了硕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之益史学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使得本世纪以来几代先贤所矢志追求的新史学最终得以确立，中国史学完成了由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蜕变的革命性变革，并以此进入了现代史学发展的新阶段。随着我国对社会主义时期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曲折发展，其中曾有过极左思潮泛滥，教条主义盛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出现过严重的挫折，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影射史观横流，唯心史观猖獗。历史学收到严重地摧残。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极左路线得以纠正，才引来了历史学发展的春天。改革开放使中西史学交汇出现了新的高潮。在商品大潮，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史学发展有面临着新的考验。主体性、文化热、社会史热，又给史学家带来些许迷茫及寻找日益失去的精神家园……然而，史学毕竟同历史本身一样，在这滚滚浪潮及阵阵痛楚中向前发展着。[1]
以上就是我国史学的一个基本发展状况的概括。而史书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其中往往更反映了史书编撰者的思想变化，而史家思想的变化往往就是时代思想的变化，是当时时代思想的集中体现，所以，研究历史上史家史学思想的变迁，不但对于研究历史有积极意义，而且对于研究时代思想的变迁也大有裨益。
二、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评价
梁启超于1890 年春的北京会试失败后，在上海接触到了有关西学的书籍，这使他走出了传统学问的被动接受，首次接触到了中国以外的西方世界。因此，梁启超的思想研究兼容了西方生理学与心理学的观点，认为人类之所以有史是因为人类“富于记忆力与模仿性，常能贮藏其先世所遗传制之智识与情感”。正因为人类有记忆力这种生理的可能性，因此才能模仿并保存前辈遗留下来的智慧与情感。其后，梁启超又具体介绍了中国旧史所常用的几种史书体例，认为旧史的史书没有为中国史学界开创出新的天地，并深刻揭示了中国旧史的弊端。
（一） 中国旧史学的弊端：“四弊”
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认为，以朝代帝王更替的家族史为史书断代标准，使得后人们只知道历朝历代的君主，不知道国民为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因此，梁启超先生认为治史应上升到国家层面上来。
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梁启超认为，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史书多为帝王歌功颂德，对宫廷反面、丑闻等避而不谈，片面化地记史方法从而形成了今天诸多的历史之谜。后人们读了这些史书，只知道史上所谓的英雄人物，不了解在背后支持英雄成就功勋的是何人，何群体。
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梁启超认为，中国的旧史只有过去史实的记录，旧史书也不过是为前人立碑著述而已。二十四史皆为后一个朝代为前朝所修，而史官对于本朝史实的记载更是诸多避讳，使得后人若想了解当时的史实竟没有一部书可以信任。此外，史书记载的大多是朝廷之事，对于民间的事情记载甚少，其病根就是认为历史仅为朝廷所有，史书也仅为统治者所读。
4、“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梁启超认为，旧史学缺少精神，即理想。在
这里，梁启超先生提出只有探寻各个史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相互联系，并且根据这些吸取教训，展望未来，才称得上是对世界有益的史书。然而，中国旧时之史仅如流水账一样记载事件，对于事发原因以及所导致的后果都不能具体分析言说，从而虽然史书数量庞大，但都缺乏生机，使得读者白白浪费脑力，耗损民智。
（二） 旧史弊端产生的消极影响：“二病”
1、“铺叙而不别裁”，以往的史书对于所记载的史实没有甄选，平铺直叙，仅仅为了呈现事实而已，而并不考虑所记之事是否有意义以及是否有作证的资格。例如英国学者斯宾塞说：有人与我报告说，邻居家的猫，昨天生了一只小猫。陈述了事实，虽然是事实了。但谁都不知道真伪。为什么呢，因为此件事与其他事毫无关联，与我的生活方式，毫无联系与关联。
2、“因袭而不创作”，世人所作的旧史多抄袭前人，延续前朝的记史方法，单纯地叙述史实。缺少自身的见解与独创（创新精神）。中国自有史书以来的两千多年，梁启超认为稍微有些创作才能的不过六人而已，其余皆模仿前人轨迹，导致人们思想因陈守旧，固守藩篱，缺乏创新性，也是导致后人头脑刻板，缺乏团结与爱国之心的原因。[2]
（三）由旧史的消极影响产生出的治史极端： “三端”
由 “二病”给读者带来的不好的结果是：
1、难读。浩如烟海的古书旧籍，延续前朝之言，语言生涩难懂。
2、难别择。即使读者、民众有闲时，有耐心，读遍应该读的书，但如果没有极其敏锐的眼光，很高的学识，如果不能分辨哪些有用哪些无用的史料，也是枉费时间与脑力的。
3、无感触。虽然读者，民众读尽全部的历史，但不足以激励民众的爱国之心，不足以形成团结群众的爱国力量，无法形成民族共鳴。应以今日当代的形势治史以唤醒当代的青年人的爱国之心，形成民族意识才能使中国强于其他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史学，外貌看似发达，但不能像欧美各国民众受其益处，原因在此。
所以，梁启超先生认为，今时今日，我国想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国四万万同胞长期强于立足于优胜劣败的世界中的方法是，我国的史学一科改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不论男女老少，不论智愚贤以及不肖者，全民族人民，应当都从事，参与改革史学的其中来。如果我国史学界改良革命不起，当代中国不可救 。悠悠万事中，改革史学之事尤为重要。关于新史学的著作，我提出的异议，实为不得已的。梁启超先生是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第一人，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三、梁启超对史学的改造
（一） 梁启超对史学的界说
想要创立不同于旧有史学的新史学，梁启超认为首先应该对史学进行界说，明确史学的内涵与外延，这样才不会出现无从选择或者陈铺滥造的难堪境地。因此，梁启超通过三个方面来论述历史的范围，并且层层递进，范围逐步细化。
1、首先，梁启超认为历史应该“叙述进化之现象”，在这里，他对“进化”、“现象”等词语做了具体的解释。他认为宇宙间存在的现象有两种，一种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地出现，一种是过去之后便不再出现，并且有着不断发展的可能性。前者属于自然万物的变化，不在历史学的范围； 后者这样出现一次之后便不再以相同的形态面貌出现，此类学问便属于历史学。
2、其次，历史要叙述的进化现象应该是与人群有关。历史研究当以关注人的狭义概念为主。在此，梁启超强调，如果想要叙述人的进化，则必得以人群为主要研究对象，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不是以帝王或某一人物为准，而是社会人类群体共同推动的。对于那些不能联系人群的，即使是奇言异事，也无需将它纳入历史的研究范围。
3、最后，梁启超认为研究历史应该主客观相结合，以求得公理。对于历史的研究，不但要客观地记述客观的历史事实，还要加入著史人主观的思想理念，运用自身所信奉的人生哲理赋予历史魂魄。当著史人能够从客观的史实中总结出适合社会发展的公理哲学，便可称之为善于著史。对于这种公理，梁启超更加注重其实用性，当以古为鉴，来引导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
（二） 梁启超对史学的改造
1、梁启超先生提出改造史学要首先明确史书的读者，如此才能确定所记载材料的选择等具体事项，这同时也是著史的前提。中国旧有的史书，其读者都仅局限于帝王贵族或者少数史学学者，并没有将广大的人民群众归入史书的读者范围之内，进而史书所记事件不关注民生问题，导致了旧史弊病丛生。由此，梁启超主张在培养“新民”的今天，史书的读者应该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这样史书才算是有所贡献的。
2、在新史书的内容方面，梁启超也提出了具体的标准。第一，历史应该为活人、为后代所作，由此，新史书应变记述前人丰功伟绩为关注人类社会生活的进化与发展。第二，史学的研究领域也应扩充，使学术不断深化与精细，这也为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指明了方向。第三，研究历史要客观严谨，这要求研究者不只是客观地呈现历史原貌，还要以客观求实的精神来治史，以研究历史本身为目的，而非将历史变成教育后代的一种手段。第四，新史书不但要描述人类的具体活动，还要注重人在活动时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感情。
3、在新史书的形式方面，梁启超提出旧史书言辞简短，彼此之间缺乏联系，故而提出新史书要注意横纵联系，不但同一时期的事件之间要彼此相连，而且还要注意事件时间上的因果脉络关系，从而组成一张严谨密实的网。同时，梁启超也提出了两种新史所需要的史书形式，即专门史与普遍史，并且也对这两种史学的研究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四、梁启超对于史料的鉴别
（一） 正误的鉴别
所有留传到今天的史迹，大都经过了若干年、若干人的口述或笔述才能知道它的概况，各个时代人的心理不同，观察点也不同，各种史迹每从某一个时代之人的脑中滤过，都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因此，对待史料我们要有鉴别的能力，不为传统的思想及个人成见所蒙蔽，要有怀疑的精神，对素来不成问题的事项保持怀疑的态度。梁启超对史料的鉴别提出了反证法，但历史上的事实并不是都可以用如此简单的方法鉴别，有些是明知其事极不可信却找不到明确反证的史料，对于此种史料，梁启超认为可以采取两种步骤： 第一步，要有怀疑的态度，指出其可疑的地方； 第二步就是遇到问题，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梁启超将史料分为直接的史料和间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无论在何国，都不易多得，年代越远，则其留传下来的越少。直接的史料如浪淘沙，十分稀少，于是梁启超认为在史学界占最重要位置的是间接的史料。间接的史料是指其书与其书中所记叙史迹发生时代的距离，远至百年千年，彼所述者都是以其所见的直接史料为范本，他认为间接史料年代愈早，则其可信度愈高。
（二） 辨伪鉴别
梁启超认为辨伪法应先辨伪书，再辨伪法。伪书就是后人假借古人的名伪造的书。书愈古老，伪书就愈多。伪书如此之多，在辨伪的各个环节中，方法的寻找和运用非常重要，如果方法科学，就可以节约时间，提高辨伪质量。于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了辨别伪书的十二条公例。
梁启超全面论述了史料的鉴别方法，都是史料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对我们当今的史料研究者仍有重大的指导作用。[3]
五、梁启超史学观对如今史学研究的影响
梁启超史学观点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旧史学所存在的问题，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反思，梳理，并且提出了新史学的具体研究范围与方法，为现今史学研究人员指明了科学的方向与出路。其一，梁启超的史学观告诉我们，组成历史的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社会的进化依赖于社会群体的共同努力，由此单靠帝王年号等单一标准来划分历史进程是不科学的。其二，对于历史的研究应该公正客观，史实不可随意杜撰想象，更不能因为单纯的人为目的就刻意扭曲事实，它并不是“教育”后人的手段。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把史料的搜集鉴别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高度，他在史料方面的论述在中国近代史学尚未成型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给之后的治史研究提供了典范。他所表述的这些较为完整的理论，在当今的中国史学界仍有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1]《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变革》侯云灏 社会科学论坛 第9-10期
[2]从《中国历史研究法》探析梁启超的史学观 黄莹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4年第01期
[3]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冯敏燕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4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