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第二炮兵组建40周年的日子里，作为二炮一名老报人，怀着诚挚而深厚的感情，回忆起二炮这支战略导弹部队新闻报道工作40年来所走过的风风雨雨的历程，所经历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纯共性报道到突出个性报道、个性报道与共性报道相互结合、双管齐下的报道新格局，以亲身经历者和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我要真诚地告诉新闻战线上年轻的朋友们，这一切完全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得益于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和对新闻报道勇于创新的大胆实践与探索！
一
1966年7月1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正式组建第二炮兵。40年来二炮的新闻报道工作，可以说随着部队的诞生而诞生，随着部队的发展而发展。综观这40年的报道工作历程，便可从中发现以1979年为“分水岭”，前13年为起步阶段，主要自上而下建立健全各级报道组织，打好基础，注重搞共性报道；后27年，重视和突出二炮个性报道，工作步入正规并日趋发展；到了二炮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新闻报道推出了以“忠诚履行使命的模范指挥员”杨业功这样的在全军全国打得很响的大典型，把二炮的宣传报道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台阶。这是新闻报道与二炮建设协调发展、交相辉映颇有说服力的例证。
在第一阶段的十多年间，二炮既没有自己的报纸，也没有自己的杂志，稿件主要投给以《解放军报》为主的中央报刊、电台，部队驻地省、市的报刊、电台，以及所在军区报纸。由于没有发表自己稿件的“阵地”，硬是往本来就为数不多、每报仅有4版的大报上挤，即使刊登一篇二炮普普通通的文章、报道或照片，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加之那时二炮对外高度保密，领导机关又开展“四大”，不让报道人员下部队采访，仅靠打电话与下面取得联系，这些无疑更给报道工作增加了困难。记得当时二炮政治部领导曾向我们反复强调：新闻报道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保密是部队的生命线，我们既要重视和做好新闻报道工作，又要重视和做好二炮保密。当报道与保密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无条件服从保密大局，宁可不搞报道也不要泄密，千万不可因小失大。正鉴于此，那时候对外报道一律不得涉及二炮的性质、任务和主要工作，新闻报道仅仅限于一些共性方面的内容，诸如政治学习、思想工作、军民关系、勤俭节约等，基本限于表彰一般性好人好事上。而这类稿子往往大同小异，反映不了二炮部队的本质和主流，难登“大雅之堂”，更与头条要文无缘。这期间，尽管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中央报刊上也发表过几篇二炮先进典型的事迹，但由于缺乏二炮鲜明的个性特色，在社会上影响不大。
如何在不泄密的前提下，想方设法扩大二炮的影响，使二炮的稿件能在中央报刊上占得一席之地，我和报道组的同志冥思苦索，着实动了不少脑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报刊上“假大空”成风，说大话、空话的文章连篇累牍，而实打实的工作报道很难上得去。无奈之下，我们只好配合国内外形势、突发事件和当时社会思潮。同编辑联系后，写些时政言论、国际漫笔、思想评论、影视评议一类文章，以第二炮兵齐建彤、高泽旗等笔名发表。这种稿件以分析议论为主，同二炮工作根本“不搭界”，不存在保密问题，又能让二炮的名字经常在中央报刊上露面，而且往往影响还比较大，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报刊上掀起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热潮。我很快在二炮司令部物色到几位到过苏联学习的机关干部 ，随即作了深入采访，以他们在苏联的所见所闻所感联系苏军在边境连续制造流血事件的事实，揭露批判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种种倒行逆施的罪行，连续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发表《中苏人民友谊是破坏不了的》、《新沙皇的罪恶嘴脸暴露无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必将重放灿烂的光辉》等一组文稿，对当时配合珍宝岛事件的宣传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1年“9.13”事件后，解放军报社在二炮设立记者组（站），派来一位年轻的记者，调我任《解放军报》驻二炮记者组（站）长，这才使我得以从蹲机关搞“空对空”的报道中解脱出来，带领报道人员下部队从事采写实实在在的人和事，《解放军报》上对二炮的工作报道（仅限共性方面的文章）也开始逐渐多了起来。
随着报道工作的正常运行，我们在实践中深切感受到，共性报道的局限严重束缚着我们的手脚，眼看许多很新鲜、很感人的题材，由于涉及到二炮的性质、涉及到导弹而不能采访不能动笔，这对一个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实在是一件无比痛心的事！正是出于这种心情，出于一种责任感和事业心，我和几位有志于二炮新闻事业的战友，热切地期盼着二炮尽快“扩大报道面，打好中心仗”，也能像空军、海军、铁道兵、工程兵那样，把新闻报道渗透到部队神圣使命、主要任务和教育训练中去，放手写写具有二炮个性特色的重头稿件，放手写写先为人知、多姿多彩的火箭兵生活。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二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确立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上来，各行各业出现了“一朝解冻，万马奔腾”的新形势、新局面，强烈地冲击着二炮新闻报道战略。其时，作为解放军报驻二炮记者组长的我（不久调任二炮宣传部宣传处长并兼任《解放军报》特约记者）心想：二炮报道要上去，思想不冲破旧有的已不合时宜的樊篱怎么行！便再也不甘心受陈规的束缚，老琢磨着如何拓荒“处女地”，开创报道新局面。在二炮政治部越正才副主任、宣传部张康爵部长、杜万昌、张好年副部长的大力支持下，我和宣传处的同志齐心协力，做了多方面的工作。
首先，乘三中全会的强劲东风，解放思想，大造舆论，宣传突出导弹部队个性报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加强战略导弹部队的对外宣传时机已经成熟，这既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也是长我士气、壮我军威、鼓舞全国军民建设四化、保卫四化的需要。我们一方面向二炮有关部门、领导汇报求得理解和支持，又利用下部队采访、讲课、开座谈会、办集训班之机，向部队新闻报道人员讲清突出二炮特色报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鼓励他们在不泄密的前提下大胆实践、敢于突破；另一方面，我们到报社、电台登门拜访，做解说，发内参，呼吁他们思想放开一点，大胆编发有导弹部队特点的稿件。
三
经过广泛思想发动，大家重视了抓二炮个性的报道，但由于过去一直未接触导弹，加之当时报刊上又看不到可资借鉴的有关导弹训练、发射的文稿，因而普遍不懂得此类稿件该从何下手。
我们清楚，战略导弹部队技术装备极为复杂，要想反映好这支部队的战斗生活，不熟悉导弹情况和发射部队的特点，是难以胜任的。为此，我们采取自学、听知识讲座、在机关和部队广交朋友，尤其是通过实地实物参观采访，向专家、内行和被采访者学习，使自己开阔视野和知识面，逐渐掌握一些专业知识，为采写导弹部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期间，我以《解放军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导弹部队蹲点调查，写出内参稿《战略导弹部队特点研究》、《关于战略导弹部队政治工作的若干特点》。这两份内参稿件，解放军报社都及时作了编印转发，成为两份时间最早又较为系统地探索导弹部队特点的专题材料，不仅给上级领导机关提供了参考，也为我们日后采写导弹部队稿件提供了依据。
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军训、科研部门提供的住处和线索，奔戈壁，上高原，进林区，钻山沟，深入到部队操作间、训练场、发射场，一边体验，一边采访，通过耳濡目染，口问手记，探讨对导弹部队战斗生活稿件的采写规律。那时候，凡有部队执行发射任务，我们几乎每次都跟随部队铁路输送、摩托化行军；到目的地住帐篷，和战士们同吃同住打成一片，随时搜集导弹部队训练和发射演练中的生动素材，写出了一篇篇内容新颖、特色鲜明的文稿。
1979年2月10日解放军报二版，发表了我写的题为《发扬攻关精神，驾驭先进武器》的采访札记，也许这是我反映战略导弹部队个性的第一篇见报稿吧。同年7月16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我与罗全忠合写的通讯《导弹战略的性格——某导弹发射部队训练侧记》，这是中央报刊上第一次反映战略导弹部队的训练生活。10月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解放军生活”节目里，播发了我和阎惠中、中央台记者麻振铎合作完成的长达25分钟的录音报道《来自发射场上的报告》，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播送了由导弹部队发射的我国自行研制的战略导弹腾空瞬间发出万雷齐轰般的巨响，向世人显示了我国国防现代化的强大威力。随后，11月12日解放军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通讯稿。没多久，解放军报又在“今日特种兵”栏目中，发表了我和郭庆生合写的反映大型导弹发射实况的现场访问记《驾驭巨龙的人们》。这些稿件，内容鲜为人知，事迹生动感人，充分展现了导弹健儿的英姿雄才、火箭兵生活的丰姿丰采，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在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除了采写导弹发射通讯外，我们还尝试着运用多种写作形式，来反映导弹部队的工作和事迹。例如，在国庆30周年专版上发表的长篇人物通讯《放牛娃变成了“导弹通”——记某导弹团团长张文的成长》（与鄢佩之合写，刊解放军报9月16日一版头条）；大集纳《一片丹心献国防——记战斗在导弹发射场上的几位共产党员》（与罗全忠合写，刊解放军报9月23日三版头条）；调查报告《掌握先进装备，加强科学管理——某导弹团维护保养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经验》（与鄢佩之合写，刊解放军报12月8日二版）……这些不同题材、不同样式的文稿，为以后多形式、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战略导弹部队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成功的先例和有益的借鉴。
四
在突破“禁区”的报道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报道与保密的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战略导弹部队的性质、任务所决定，对这支部队的保密要求特别严，一旦疏忽大意而失、泄密，给国家和军队建设造成危害，那将成为历史的罪人。过去正是这个原委，报道中一概禁绝涉及导弹及其有关内容的。如今要解放思想，冲破旧框框，并不意味着保密不重要了，恰恰相反，“禁区”要突破，保密又要做好，如何把两者辩证地、协调地统一起来，这是当时决定能否扩大二炮报道面的关键所在。
我们一方面认真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条例》，澄清“技术装备落后，无密可保；人家侦察手段高明，有密难保”的糊涂观念，做到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自觉增强保密意识；另一方面，我们结合采写实践，经反复研究，提出了稿件中防止泄密的一些具体办法。比如，鉴于当时二炮不能涉及导弹（此点1987年又被突破），便想出了写导弹训练、发射、科研、学术及专业中政治工作的稿件，冠以“导弹部队某部”、“某导弹团”的称谓；一般写共性方面的，则用“第二炮兵某部或部队代号”。向省、地、市报和电台发稿，可用部队代号。各类稿件中不得暴露导弹部队的编制作战实力、分布情况，不得披露导弹的型号、射程及弹头性质及各种技术参数和燃料的性质和名称，拍摄照片时，避免出现弹体上标志型号的字样；不正面拍摄导弹尾部的特写镜头，因为这里最易反映出技术装备的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是在稿件中严格保密导弹部队驻地地点和发射场位置，稿中不出现省名、市名、县名、乡名、村名及当地有名的山名、河名，必须出现时，则用大范围泛指的办法，如西北高原、南国山区、东北林区等；省、市、县、乡名用“驻地省”、“驻地市”、“驻地县”、“驻地乡”的提法。稿件中也不出现“竖井”、“发射井”的字样，而用“洞库”、“大型洞库”、“地下工程”、“国防工程”来代替。
在自觉做好保密把关的同时，严格遵守稿件送审制度，凡涉及导弹内容的稿件，送本单位领导和有关业务部门审查；反映导弹部队重大活动、重要典型及某一方面的综合性报道，还须经二炮领导同志审阅后方可发表。
这些保密措施和防止泄密的办法，来自采写实践，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而是行之有效的。随着实践的发展，保密措施也不断充实和完善，为以后协同有关部门制定二炮宣传报道中的保密规定，奠定了基础。
1979年，对二炮宣传报道战线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我个人在这一年里，在中央报刊用稿25篇，其中反映导弹部队个性特色的稿件就有15篇；二炮部队在中央报刊、电台的用稿中，反映导弹部队个性特色的文字稿和照片也有42篇（幅）。由于抓了导弹和导弹部队的报道，实现了零的突破，部队报道走出了低谷，稿件质量也有明显提高；由于适时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这一年报道中没有出现大的纰漏。从此，二炮新闻报道结束了维持13年之久的单一共性报道的状况，走出了一条重视个性报道、个性报道与共性报道相结合的宣传报道新格局、新路子。这一点今天回想起来，依然令我感到欣慰。也许由于在突破“禁区”，闯出二炮报道新局面方面，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被解放军报社评为先进新闻工作者，二炮政治部还给我荣记了三等功。
回顾这段往事，我深切地感受到：记者工作是一个敢闯敢为、敢为人先的工作，是一个开拓性、进取性、创造性的工作，也是一个日日新、月月异、年年变的工作。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地实现突破旧思想、旧框框、旧习惯、旧经验、旧形式的束缚，突破一切束缚思想和手脚、跟不上形势和时代发展需要的陈规旧俗，才能开辟新天地，闯出新路子，创造新局面，做出新贡献。而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安于现状、止步不前，同记者的称谓格格不入，实在是做好记者工作的天敌！
（作者原为第二炮兵《长缨》杂志社社长，现为北京《军休之友》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