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8日，共和国主管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元帅，在466医院的小饭堂里郑重地宣布了一个震天惊闻：“中国第一个导弹技术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了!”小小的饭堂里没有锣鼓喧天，没有花环彩带，但这个声音却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为了那受人欺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而抗争的公开宣言，也是新中国命运的唯一选择。于是，这一天成了中国航天事业诞生的光辉标志。国防部五院的第一任院长由钱学森博士担任。
国防部五院的任务属国家高级机密——研制当时技术先进、威慑力大的导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来到国防部五院的专家、学者、干部和143名大学生，除了钱学森以外竟然没有一个人见过导弹，也没有人知道导弹是什么!那时，我国还不会造汽车和飞机，尽管大学生们所学的专业大多与“快”有关(因为导弹的速度非常快)，比如，有学火车的，火车是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还有学速度比自行车快的拖拉机和轮船的，但是这些与导弹几乎风马牛不相及。就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钱学森亲笔撰写了中国的第一本导弹教材——《导弹概论》，并亲自讲授了技术课。同时，还请各大院校、科学院的教授、专家讲授相关的专业课，如控制制导、空气动力、发动机、计算机和推进剂等。几所破旧的疗养院和医院成为了中国导弹起步的原点。
P-2导弹的来历
为了缩短我国导弹技术起步阶段的摸索过程，早在1956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就曾致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希望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制造事业方面给中国以全面援助”。当时，苏联同意援助我国2枚教学弹：P-1导弹及其配套设备，并答复说，对中国的援助仅限于培养人才，而且只能接受50名留学生。1957年7月，苏联领导人对于向中国提供国防新技术援助的态度有了松动。9月7日，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就新技术援助问题同苏方进行了谈判。10月15日，在莫斯科苏联国防部会议大厅，聂荣臻和别尔乌辛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的研制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方在1957年至1961年底除提供两发教学用的P-1模型导弹以外，还提供P-2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仿制，并提供导弹仿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还答应在原先接收50名导弹专业留学生的基础上增加名额。随后，毛泽东主席如约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世界共产党会议，毛泽东主席的苏联之行为中国获得苏联的新技术援助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6年12月，两枚P-1导弹如约而至。虽然它们只是苏联仿制的二战时期德国人造的V-2导弹，但是在中国导弹的起步阶段，它们和同来的13名苏联专家还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年后的一个冬夜，从中苏边境的满洲里车站开来一列军列悄然驶进了北京云岗站台。这趟编号为23770次的军列由30节车箱组成，满载着苏军一个缩编的导弹营102名官兵和2枚P-2导弹及其地面设备。苏联“老大哥”从这个站台上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意中国人仿制他们的导弹。
P-2导弹全长17.7米，最大直径1.65米，起飞重量20.5吨，射程590千米。全弹由头部、稳定裙、酒精贮箱、液氧贮箱、中段壳体、仪器舱、尾段和发动机等几大部分组成，导弹的尾部装有4个梯形尾翼。推进剂为液氧和酒精，发动机地面推力为37吨，采用惯性加无线电混合式制导系统，弹头常规装药犹如普通炸弹。它是1950年苏联在德制V-2导弹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初级地地近程弹道导弹，运至中国前已被苏军淘汰。因为就在同意向我国提供P-2导弹的1957年，苏联已经研制成功了射程为8000千米的P-7型洲际弹道导弹。
尽管P-2导弹已是退役的型号，但对经济底子薄、科学技术落后的中国，仿制工作还是困难重重。
首先是图纸资料不全。苏联提供的图纸资料不成套，尤其是地面设备和为整机配套的资料短缺，给仿制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为此，科技人员只好通过测试样机绘制成结构图和原理图，并进行设计计算，在工人师傅的密切配合下，研制出了各项合格产品。
其次是原材料品种规格不全，缺料很多。由于工业基础差，导弹所需的冷轧薄钢板、宽铝合金板材、无缝不锈钢管，以及一些橡胶件等各种原材料，有相当一部分在国内不能生产，如导弹发动机上的一种密封垫圈，按苏联图纸的规定，只能用3岁公牛臀部上没有鞭伤的牛皮制作。为解决这个问题，在全国各行各业的鼎力支持下，终于建立起一条大协作的试制生产线，解决了材料的来源问题。
三是设备问题。火箭总装厂原是一座兴建于清朝宣统年间的飞机修理厂，以铆接装配工艺为主，而P-2导弹仿制生产以焊接为主。工厂既缺少各种焊接设备，也缺少生产大型钣金零件、大型模具、装配夹具、型架所需的大吨位水压机、大型车床、精密机床等。面对困难，工厂发动群众，自制了一些简易设备；同时，国家有计划地对一些工厂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尽最大努力提供了各类设备与各种生产设施，确保了仿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四个难题是工厂技术力量薄弱，加上苏联提供的资料不全，在仿制中出现了不少“拦路虎”。弹体的8个大部段，除液氧箱外壳为铆接结构外，其它均为焊接结构，有手工焊和自动电弧焊、手工及自动氩弧焊、点焊、滚焊、对接焊等多种焊接工艺。而导弹生产厂不仅焊工数量少，工种也不齐全。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用边仿制、边培训的办法充实技术力量。
“1059”奇迹
1958年9月，国防部五院正式将P-2导弹在中国的仿制型号命名为“1059”，意思是在1959年10月1日建国10周年之际完成仿制，并进行首次飞行试验。此时他们并不知道中苏两党高层领导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1958年7月31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华，再次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显示出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企图，遭到毛泽东的严辞拒绝。毛泽东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随着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两党关系的恶化很快就扩大到国家的关系上。随之而来的是，苏联政府以种种借口限制提供军事方面的援助，极力拖延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执行。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12天后的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惊愕的中国人很快照会苏方，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这一决定，但是没有得到对方的任何回音。
就在“1059”历经万难即将进行总装的时候，一切援助戛然而止了。8月12日，在国防部五院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奉命回
国。苏联专家撤退时带走了一切图纸和资料，只留下了一些半拉子工程。
在苏联专家撤走后，我国政府发言人发表了严正的声明：“苏联领导人嘲笑中国落后未免太早了……不管怎么样，即使一百年造不出原子弹，中国人民也不会向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低头，也不会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下跪。”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听取李富春汇报时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聂荣臻在国防部五院高级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参加的会议上，用拳头擂着桌子说：“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靠不住，也靠不起。党中央寄希望于中国自己的专家!”聂荣臻还指示国防部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要搞出来。国防部五院党委掷地有声地向中央军委立下军令状：我们坚决贯彻中央和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埋头苦干，把中国自己的导弹和试验设备设计出来，用中国材料制造出来，搞成的时间要比有苏联专家的时候更快。
苏联突然停止援助，使既定的1959年10月发射导弹的目标未能实现。但为了牢记使命，航天人毅然把“1059”作为自己独立完成的第一项任务的代号。经过艰苦的奋战，仿制工作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国产酒精和液氧两种发动机推进剂研制成功，打破了苏联专家“中国推进剂不合格”的断言；国产发动机成功地进行了90秒典型试车，无须再向苏联订货。1960年9月，第一枚导弹的总装圆满完成，10月，载着两枚“1059”导弹的专列，从北京永定门车站启程，驶向酒泉导弹试验场。
1960年11月5日，凝聚着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精神和顽强意志的争气弹“1059”竖立在酒泉试验场。发射现场，从设计师、指挥员到操作手，清一色的“中国牌”。上午9时2分，我国自己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点火起飞，直上蓝天，8分钟后，飞行了55千米的导弹准确命中目标，试验圆满成功!聂荣臻亲赴发射试验场，指挥了这次试验，并在发射场举行的庆祝宴会上祝酒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从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之日算起，这是第83天。
同年12月，我国又两次成功地进行了“1059”导弹的发射试验。此后，导弹即进入了小批量生产以满足部队的要求。
“1059”的实践表明，在技术力量和工业基础还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从仿制入手摸索经验，这是发展中国国防尖端和科学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1059”也是一个标志杆，标志着仿制阶段的结束。从此中国的导弹研制正式迈进了自行设计的新阶段。1964年3月，“1059”导弹正式更名为“东风一号”导弹。
“1059”导弹发射成功20年后，中国自行研制的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地飞向8000千米外的太平洋……
责任编辑：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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