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分别从“资源诅咒”的存在性、传导机制以及破解对策三个方面，系统梳理了有关中国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理论分析的欠缺以及实证研究模型设定误差与数据样本来源的单一化，不能较好的认识并解决对国内资源富集区域的经济增长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的案例与理论分析，促进国外研究成果的中国化。
关键词：自然资源；区域经济增长；资源诅咒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3-0043-05
一、引言
丰腴的自然资源对于一国(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这在早期的经济发展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美国经济发展就证实了这一点。但回顾近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实践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十分有趣却又违背一般逻辑的现象，那就是自然资源丰腴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地区)。让人感觉一国(地区)的经济增长是成也资源，败也资源。发展经济学家们把这种“自然资源抑制经济增长的现象”称为“资源诅咒”。
自1993年美国经济学奥蒂(Auty)首次提出“资源诅咒”现象之后，“资源诅咒”问题开始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特别是90年代之后，随着发展中国家陷入“资源诅咒”案例的不断增加，对资源富集与经济增长悖论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国外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对于许多国家而言，“资源诅咒”这一命题是成立的。基于这一逻辑，在一个国家内部各个地区之间是否也存在同样的现象。也就是说，“资源诅咒”命题是否可以引人到一国内部考察不同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性。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逐步从“资源诅咒”的视角来考察资源富集区域的经济增长问题，虽然相关研究工作起步较晚，但增加比较明显。就国内研究而言，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旨在对国内近年来有关“资源诅咒”的研究文献进行总结梳理，为国内学者研究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一些方向性的思路与建议。
二、自然资源富集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的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概述
早在1992年，日本学者Matsuyama(1992)就曾建立了一个资源(农业部门)与制造业的两部门经济模型研究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该模型认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的原因在于经济结构中促使制造业向采掘业转变的力量削弱了具有学习效应的制造业的成长。Sachs等(1995)借鉴“荷兰病”(Dutch disease)模型框架对Matsuyama模型进行了扩展，将其从两部门扩展到三部门：可贸易资源部门、可贸易制造业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从而建立了Sachs—Warner模型(简称s—w模型)，并成为“资源诅咒”理论研究的主流模型。s—w模型为“资源诅咒”理论建立了一种标准的逻辑体系，即自然资源的开采挤出了可贸易制造业部门，而可贸易制造业部门对于经济增长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因此丰腴的资源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此后，Wright等(2002)、Papyrakis等(2004)和Leite等(2003)经济学家则分别讨论了自然资源开发导致对物质资本投资挤出、人力资本投资与技术挤出、制度腐败程度产生等情况下“资源诅咒”的理论推演过程。上述研究对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解说，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只是简单地将自然资源要素嵌人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忽略了开采成本和资源税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得出的结论过于理想化，而且与资源富集地区的现实情况差距较远。
Sachs等(1995)的独创性研究工作不仅建立了“资源诅咒”的标准化模型，为理论建模工作提供了新思路，而且还在实证研究方面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继Sachs等之后，产生了大量的相关实证文献，多数研究证明，自然资源的丰腴程度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即丰腴的自然资源对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非但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陷阱(sachs et al，1997、2001)。在证实了“资源诅咒”的存在性之后，更多的实证工作开始关注“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包括资源产品价格变动导致的贸易条件波动(Auty，2001；Arezkiet al，2007)、制造业萎缩引发的“荷兰病”效应(Gyl—fason，2000；Acosta et al，2009)、对人力资本与技术的挤出效应(Gylfason，2001)、制度弱化滋生腐败(Robinson et al，2006)，此外，Collier等(2005)的研究关注到了资源富集国家可能会产生的暴力冲突而影响经济增长。上述文献虽然较好的验证并解释了“资源诅咒”可能的传导机制，但由于理论研究尚不够深入，因而不能对“资源诅咒”的形成机理给予较好的解释。现有文献尚不能在s—W模型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2．国内研究综述
国外有关“资源诅咒”的研究也为国内关于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自徐康宁等(2005)率先将“资源诅咒”引入我国内部省区级面进行考察之后，国内很多学者开始从“资源诅咒”的视角关注我国资源富集区域的经济增长问题。从中国期刊网上可以知道，近年来国内关于该领域的研究文献逐渐增多，累计近200篇左右，而核心期刊上的文献累计近百余篇，多集中于《资源科学》、《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地理》等刊物上。但在《经济学动态》、《经济研究》以及《中国工业经济》等象征高水平主流期刊杂志上的文章尚不多见。由此，国内学术界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虽然进展较快，但由于起步较晚，尚不能取得重大突破。
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而关于我国资源富集区域经济体如何产生和克服“资源诅咒”现象的理论研究尚不多见。实证研究文献多集中于同内的省级区域经济体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及其传导机制的实证检验。具体来说，主要有几方面：(1)资源富集区域是否存在“资源诅咒”的研究。多数文献认为我国资源富集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徐康宁等(2006)使用1995年—2003年中国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借鉴荷兰病模型方法对采掘业的资本以及劳动力投入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证明省级层面存在资源诅咒，主要通过资本转移排挤制造业和技术产业制约经济增长，进一步他们又以山西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过度开发引起的制造业衰退和制度弱化是导致该省“资源诅咒”的主要传递渠道；李天籽(2007)利用1989年—2003年中国28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借鉴Sachs等(1995)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地区层面的“资源诅咒”现象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我国省级层面存在
“资源诅咒”。胡援成等(2007)使用1999年—2004年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论证了省际层面存在资源诅咒，人力资本投入的挤出是“资源诅咒”传导的关键途径。邵帅等(2009)使用1991年—2006年西部11省区的面板数据，发现西部地区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并主要通过挤出人力资本投入阻碍经济增长。但也有部分文献认为我国资源富集区域不存在“资源诅咒”，丁菊红等(2007)利用中国21个城市1999年—2002年的面板数据，借鉴Barro(1990)、Davoodi等(1998)的模型，对中国各地区资源水平、经济增长、政府干预问题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在控制住海港距离、政府干预等因素后，“资源之咒”现象在中国并不明显，资源因素与政府干预因素在我国不是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负相关关系；方颖等(2009)使用95个地级市或地级以上城市横截面数据，对“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这一问题进行了再研究，其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的丰腴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而“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城市层面上不成立。(2)资源富集区域“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研究。验证了“资源诅咒”的存在性之后，学者多从“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上对“资源诅咒”进行解释，并以此探寻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增长滞后的原因。邵帅等(2009)利用我国西部1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资源开发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丰腴的自然资源和较高的资源价格可以吸引劳动力去从事缺乏技术含量的简单初级资源开采活动，使制造业部门和R&D部门的劳动力投入相对减少，从而导致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胡健等(2008)基于国内区域油气资源富集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统计分析，认为油气资源富集区域的“资源诅咒”主要有三种传导机制：第一，国家政策和油气资源产品特征导致区域利益发生转移；第二，单一的资源型产业结构容易使资源丰腴地区患上“荷兰病”，资源部门的扩张和制造业的萎缩必将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三，在产权制度不清晰、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丰腴的油气资源还会诱使资源使用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寻租活动的产生，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和掠夺性开采。随后，胡健等(2010)基于技术溢出的视角，对我国西部、东北和华北等油气资源富集地区石油天然气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这些地区技术溢出效应是否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认为，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大都对区域内的制造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效果不同是部分区域导致“资源诅咒”的深层原因。(3)资源富集区域破解“资源诅咒”的对策。近期的文献多关注于资源富集区域如何破解“资源诅咒”。黄溶冰(2009)从哲学视角基于熵理论与自组织理论提出，通过国家政策力量促进资源型城市自组织转型的完成，将扶持政策融入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在发挥指引作用的同时逐渐演变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一种重要内部机制。施祖麟等(2009)认为资源富集区域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制定严格的开采计划，杜绝过度开采；另外还需有计划地不断强化对制造业的支持和扶助，不断鼓励制造部门的技术创新，从而减少地区经济对资源部门的依赖，在资源枯竭之前，建立起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胡健等(2010)认为资源富集区域应完善能源产业链，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充分发挥能源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和提升制造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走出“资源诅咒”陷阱。
三、中国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增长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取向
“资源诅咒”为我们理解和认识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近年来，国内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特别是部分文献能在借鉴国外成熟模型和方法的同时，根据国内资源富集区域经济的特点进行创新，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问题依然较多。
1．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论分析与逻辑推理缺失
现有文献多集中于资源富集区域“资源诅咒”是否存在及其传导机制的实证检验，而相关理论研究尚不多见。国内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过理论推导的尚不足10篇，而集中进行理论分析与数理推导的不足5篇。多数实证文献虽然进行了较好的分析与检验，但却难以有较大突破。究其原因，在于没有相应的逻辑推理做支撑，对我国资源富集区域经济的运行模式、增长机理与特征缺乏足够认识，以至于在实证分析中不能较好的考虑到各种因素对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无法对于资源富集区域“资源诅咒”的存在性、成因以及传到机制进行较好的解释与说明。譬如，资源税费与资源富集区域人民的风险规避倾向(胡健等，2009)，现有的实证文献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2．实证分析的数据样本选取与模型设定存在问题
现有文献主要以各省区为样本，选取省级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由于各省区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以各省区为样本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能较好的反映区域经济的真实情况，也能得出较为实际的结论。但以省区为样本是否能较为准确的反映我国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能较好的解释并说明资源富集区域“资源诅咒”的存在性、成因以及传导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尚有待商榷。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的分布受地质影响，不以各省区的行政区划而改变，往往是以成片的形式分布于几个省区。譬如，陕甘宁盆地拥有较为丰腴的石油天然气资源，这一资源富集区域横跨陕西、甘肃与宁夏三个省区。此时，对于这一资源富集区域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其“资源诅咒”现象的研究，是否还能以原来的三个省区分别为样本进行，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题。此外，现有实证分析的数据多以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区的统计年鉴和国家以及各省、市、区的统计部门公开出版的数据为主要来源，显示了较好的数据可信度，但一元化的数据来源也会对实证模型的分析与建立有所限制。笔者以为，这也是构成现有实证研究多以省级层面进行分析的一个重要原因。
模型的设定与计量工具的选择是实证分析的关键。纵观现有实证研究文献，多将模型设定为时下流行的面板数据模型，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的选择问题。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要求计量经济模型中存在滞后变量，也就是动态模型的使用，但国内多数文献，南于相关技术的限制或出于研究的方便，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其对资源富集区域“资源诅咒”问题的解释能力又或相关对策的可行性也就不言而喻。一般而言，资源富集区域的经济增长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单纯的使用面板数据已经不能满足相应实证工作的需要，近期兴起的空间计量经济学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如能将空间计量工具与动态面板数据(特别是面板数据协整理论)结合起来，则能够好的解决资源富集区域
经济的动态性与关联性的问题。此外，实证模型中相关变量的选取也十分重要，国内学者在相关变量特别是资源丰腴与资源依赖的处理上尚需进一步的研究，这一点在赵伟伟等(2009)的研究中有着较为深入的分析，在此不再累述。
3．国外研究成果中国化的问题
前述的问题，虽然部分原因在于对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的复杂性，又或是相关实证工具本身的局限性，但实际却是“国外研究成果中国化的问题”。无疑，国外的相关研究比国内要领先，对国外成果的借鉴亦属可行，但国内的多数学者，在从“资源诅咒”视角研究资源富集区域问题时很少仔细考虑国内的实际情况，为了分析和研究的方便，多照搬国外的相关理论，或者对于部分理论模型稍作修改，而对国外相关理论以及模型的构建背景、兴起原因、数理推导过程以及相关实证检验方法未曾具体的分析，也不曾考虑过相关理论模型本身的严谨性与适用条件，从而出现了以上的问题。这一点从现有文献中理论分析与实践应用文献数量的对比上可窥一般。仅有的少量理论分析的研究中，多以对国外相关研究的介绍性叙述为主，当然也有一些做得比较好的研究文献，如胡健等(2010)就曾对s—w模型做了较为深入的解剖，并对“资源诅咒”理论在国外的兴起与演进进行了较好的梳理，但这样的研究毕竟太少。
四、结论
总之，基于“资源诅咒”视角研究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国内的相关研究已经较多，但主要体现在实证研究方面，相应的理论研究较为缺乏。而且实证研究方面也存在着数据样本来源单一、模型选择不够科学，甚至照搬国外模型而不加以分析等问题。结合国际学术界有关“资源诅咒”理论研究的发展，我们除了需要加强国内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相关理论分析，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需要注意加强典型案例的分析与研究。多数文献以国内全部省区为对象，以面板数据模型为工具，进行实证研究，得出资源富集区域存在“资源诅咒”又或是其传导机制，并提出相应策略。不可否认，这种研究有可取之处，可以从整体上得出资源富集“资源诅咒”的一般性传导机制，但基于这种研究所提出的“资源诅咒”破解策略是否对每个资源富集区域都适用尚有待商榷。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具有其个体特征，如能选取一个或两个资源富集的省份或者资源富集区域进行案例解剖，详细的分析该区域经济增长的历程、特征、机制、源泉以及与周边区域经济的关联性，并与其他区域进行比较，必能得到较好的“资源诅咒”破解对策，也能有助于从理论上进一步认识和研究“资源诅咒”。
二是需要注意加强对国内资源富集区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论分析与逻辑推理。国际学术界有关“资源诅咒”的研究为我们理解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该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资源富集区域的经济增长，还有待进一步讨论。由于相关经济制度以及国内外实际情况的不同，国内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增长有其独特性，而这一独特性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分析。由此，一方面需要对“资源诅咒”进行深入的理论解剖，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实证应用，另一方面需要对国内资源富集区域增长机制进行较为详尽的理论分析与逻辑推理。
三是在实证研究中需要注意多种样本的选取以及实证模型本身的研究。国内实证文献多以省区为样本，虽能得出一些结论，但过于宽泛，可以考虑以一些跨省区的资源经济带为样本进行分析，其得出的结论更具有针对性。由于对实证模型本身的研究不足，使得国内学术界实证研究及其结论显露出一般化与趋同化的倾向。因此，需要注意加强对相关计量模型本身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各类模型的适用性，特别是模型中相关变量(尤其是“资源丰腴”与“资源依赖”的区分)设置的讨论，并加强对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此外，笔者认为，资源富集区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持续的过程，需要持续性的研究与关注，但现有公开出版研究文献显示，多数研究人员在有过一篇或是两篇文献之后，就不再关注此类问题，这一现象既不利于理论上解释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增长机制，也不利于实践中解决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由此，关注此类问题的研究人员与团队可以对此类问题展开持续性的研究，相信可以收到更好的研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