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教士出版机构虽属非营利性质，但置身其间的部分传教士，因自身际遇与外部出版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对出版经营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具体而言，在技术革新、印刷业务、人才培养乃至土地买卖方面，均表现出过人的商业经营意识。这不仅对传教士出版机构的健康运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影响到置身其间的中国印工，对中国民族出版业现代经营意识的崛起产生了间接的、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传教士；现代转型；西书出版；商业运营
一、晚清出版的现代转型与传教士的商业意识
已故芝加哥大学著名汉学家、书籍史家、目录学家钱存训尝言：“在西方，印刷事业只是一种谋利营业，而在中国社会却有很强的道德意义。”这一论断指出了晚清之前中西出版理念的差异。但具体到不同出版领域，则情况有所不同。概而言之，古代中国由政府和士绅主导的官刻和家刻系统大都不以营利为目的，追求的是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承；而民间书商主导的坊刻系统，除少数刻书家重心在传承传播文化外，大都看重经济回报。反观西方，尤其是中世纪之后，出版业的主导力量多是民间商业资本，逐利确是主流；但教会出版系统却不以营利为目的。自西而来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教“天职”之外，还继承了西方出版业的商业意识，并将其融入出版活动中，推动晚清出版业走向新天地。
晚清基督新教传教士的主要目标为传播基督教。但自身际遇与出版环境却无意中使他们促成了中国出版业从古代传统出版到现代出版的转型——从传统的雕版木刻印刷向现代的金属活字印刷的转变。众所周知，晚清第一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主持编纂、刊印的两部“大书”——《中英英中字典》和《神天圣书》，以及他和米怜共同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都是木刻刊印。苏精的研究表明，马礼逊最初的出版活动，是以中国传统的木刻进行的。在他看来，中国木刻能够彰显汉字的优美形构，其印刷品亦庄重典雅。在印刷典籍，尤其是印刷圣经这样的圣书时，木刻比西方活字印刷更能体现一种独特的“神圣性”。但是，当他编印一些时效性较强的传教小册子，尤其是《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这样的月刊时，发现木刻的时效性以及成本，远超活字印刷技术。与此同时，马礼逊为传教和中西文化交流而进行的出版活动，常常遇到经费问题。每当遭遇此类问题，都不得不多次向伦敦传教会和他兼职服务的东印度公司求助。交涉过程中，马礼逊和伦敦传教会因经费问题而数次发生冲突。这种局面，使他不得不从商业经营的视角重新思考木刻与活字的运营成本。最终，马礼逊从海外引进了西式印刷机，并着手打造活字，其出版活动也逐步从木刻向活字转变。这一巨大转变拉开了中国出版业转型的序幕，而其中出于降低运营成本的商业考量又是重要的决定因素。
二、追求资本增殖：打造活字、世俗出版与商业谋利
如前所述，传教士从事中文出版活动，--Z得到本国相关传教会组织的资金支持和帮助。但在日常的印刷出版活动中，获得资助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当在华传教士从事某些与传教事业无关的印刷活动甚至是出版印刷个人著述时，往往很难得到本国传教会的资金支持。在此种情况下，他们往往利用自身掌握的技术，通过商业活动谋求资本盈余，进而自主地开展各项印刷出版活动。
造字业务
晚清传教士的造字活动有两个里程碑：第一是戴尔活字的使用和普及。使用中文活字进行印刷出版活动并进而促进传教活动，在马礼逊在华生涯的中后期即已展开。开始进行中文活字造字时，传教士们未必想到要赢利，仅仅是为了促进传教活动而已。但事实上，随着活字印刷技术在晚清中国的逐步扩散，造字成为制约印刷出版活动的重要环节。来自英国的传教士萨缪尔·戴尔，毕业于剑桥大学，受过良好教育，谙熟中英文，尤其对于汉字之美，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审美追求。因此他弃法国人成本低廉的部首拼合造字法而不用，致力于精美的完整中文活字的铸造，“乃造字模大小二种，……于一八五四年时在中国逝世，生前刻得字模，仅计一千八百四十五种”。使戴尔活字发挥更大作用的是沃尔特·H.麦都思。在去巴达维亚印刷所之前，麦都思在伦敦已有六年的学徒生涯，早已谙熟印刷业务。虽然他主持的巴达维亚印刷所曾用多种方法开展印刷出版活动，但他非常看重中文活字的发展前景。当戴尔造字遇到资金困难时，是他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鼎力相助。戴尔逝世后，他安排人继续这—工作。使戴尔活字“在1850年代达到可供实用的5000字以后，市场规模也超越了形体不自然的李格昂拼合字，尤其在最主要的中国市场更是如此，使用者还扩大至传教士以外的报社、政府与民间印刷业者”。而活字售賣成为麦都思印刷活动中一个不错的资金来源。
第二是姜别利的电镀活字和电镀铜版。姜别利在美华书馆研发的电镀法，不仅大幅度降低了活字和铜版的成本，更为重要的是提升了造字速度，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打造出一副足够印刷活动使用的活字。这使得美华活字很快占领了晚清中国出版业活字印刷的市场，不仅书业、新兴报业广泛购买美华活字，甚至是地方政府的官办印刷机构也购入了美华活字，这成为美华书馆获利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美国长老会创办的在华出版机构，1860年才成立的美华书馆是商业运营领域的佼佼者，造字业务成本的降低以及在金属活字市场上的成功是其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凭借这一领头羊地位，它一直经营到1932年，才在中国民营出版企业主导出版业的局面下被迫歇业。造字业务的成功，不仅使美华书馆很快超过了拥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墨海书馆，而且成为中国出版业现代转型的重要推动者。
世俗出版业务
与人们通常的想象不同，晚清传教士并非只印刷传教类书籍和个人著作，他们还承接各类在华西方商业机构的商业印刷业务。无论是墨海书馆，还是花华圣经书房、美华书馆，都曾承接此项业务。世俗商业印刷业务为其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可以看作从业者在商业方面的新尝试。当然，世俗商业印刷业务的开展，也曾引起本国传教会的不满，如宁波花华圣经书房就因此受到美国长老会的批评。批评归批评，麦都思等人之所以有较强的商业意识，其实和他们印刷作坊学徒出身的身份是分不开的。英国早在1403年就成立了出版者行会，所有的书商、印刷作坊等都置身其间。虽然行会是英国政府为控制出版活动而设立的，但是它在维护书商商业利益、培养从业者商业意识方面也贡献突出。麦都思这样的印刷作坊学徒沉浸期间，商业经营意识早已渗透到日常作业的每个细节中。在进入中国从事传教机构的出版活动后，运用这些商业经营手法开展出版活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晚清时期，西学逐步进入中国，并引起知识阶层的极大兴趣。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更是被士大夫阶层视为导致中国落后的重要因素。相应地，在出版领域，除西方政治、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外，自然科学书籍的出版有相当广阔的市场。传教士们很早便意识到这一点。例如，墨海书馆就出版了很多这样的世俗书籍：伟烈亚力、慕维廉等人编辑了综合性的月刊《六合丛谈》；翻译出版了传教士合信医生撰写的《西医略论》《妇婴新说》等医学著作；慕威廉则编译了《格物穷理问答》《地理全志》《大英国志》。此外，伟烈亚力本人还撰写和翻译了《续几何原本》《数学启蒙》《重学浅说》《代数学》《代微积分拾级》《谈天》等数学和天文学书籍。姜别利的商业头脑更胜一等，因为“其时国人竞研科学，美华书馆出版数理之书最多”。这些书籍的出版，不仅扩大了传教士本人及传教士出版活动在中国知识阶层中的影响力，也为其出版活动带来可观的收益。
企业管理和人才培养
在晚清传教士中，麦都思是擅长企业管理的代表人物。在他的领导下，巴达维亚印刷所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当巴达维亚印刷所于1843年迁往上海成立-墨海书馆后，墨海又成为当时经营最为成功的传教士印刷机构。苏精就认为，“墨海书馆虽是一家不以营利为宗旨的传教印刷所，但是在能干的麦都思经营下，才建立不久却已有了相当可观的利润……有办法让墨海书馆具备如此快速丰厚的获利能力，当然也强化了麦都思在管理和主导上的权威性”。麦都思经营墨海书馆非常重视“开源节流”。当初到中国的伟烈亚力要求“涨工资”时，麦都思以不符合传教会的规定为由，委婉拒绝。此举差点导致伟烈亚力辞职，而麦都思借由伟烈亚力未婚妻自南非赴华的机会，为其提高了薪酬（但远未达到此前伟烈亚力的预期），化解了伟烈亚力的不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传教士出版机构经营者在人才使用上的“生意经”。
至于人才培养，其实每个传教士出版机构都非常重视，他们为开展印刷活动，大量培养中国人学习活字铸造、排版和印刷。尤其是美华书馆，当它以花华圣经书房之名在宁波开展活动时，就创办了教会学校，借此培养印刷人才；待到迁往上海，以美华书馆之名开展业务时，更是注重培养印刷人才。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创办人，鲍咸昌、鲍咸恩、夏瑞芳、高凤池都曾是长老会清心堂的学生，毕业后进入美华书馆当学徒，学会了铸字、印刷与排版。当他们掌握了印刷核心技术后，即离开美华书馆，合力创办了商务印书馆。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传教士出版机构培养的掌握新式印刷技术的中国人，由于薪资远远低于传教士及其雇佣的来华外国印工（很多时候，中国印工的工资不到来华外国印工工资的十分之一），因此为这些在华传教士出版机构带来较大的盈利空间和拓展机会。
晚清传教士在中国的印刷出版活动，前后绵延近百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出版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后世中国出版业本身而言，其直接的影响主要在于其促成了中国出版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及與之相关的商业经营意识的确立。首先，从内容方面看，西方的现代科学、政治、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前沿著作被介绍到国内，从而使晚清中国的知识版图和思想视阈为之一新。这种新知识、新思想的引入，为稍后中国人自己陆续创办的新式出版机构指明了方向，是后者有别于中国传统出版的重要标志。其次，从出版技术层面看，晚清传教士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新式印刷机的引入。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理解媒介》中提出“媒介即讯息”。在他看来，在传播活动中，新式媒介之所以重要，其作用甚至超越“讯息”，主要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传播环境，而这种新环境对人与社会的影响，是远远超过“讯息”本身的。以晚清传教士铸字、采用新式印刷机看，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印刷技术，更重要的影响在于晚清中国的知识版图大为扩展，知识传播速度亦由此加快。这种全新的传播环境改变了当时中国人看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再次，就出版业自身而言，晚清传教士出版活动启发了中国出版业的“转型”——从家庭作坊式的传统出版向重视管理的现代企业转化，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为中国现代民营出版业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晚清传教士在华出版活动，目的虽为传教，却意外开启了中国出版业的现代转折，写下了辉煌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