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岁末(公元1872年)的一天,15岁的八旗子弟庆常照例来到同文馆,他入学整整一年,现在是检验学习成果的时候了。一份化学考题摆在了他面前:
次硝强水,其代字若何?
天气助火,何故?
水系何物相合之质?
做轻磺气,其法若何?
硝强水其性情如何?
设有二炭四轻气、养气、轻气三气,以何法能将其气分之?
……
若有熟稔化学近代发展史的读者,看到这里一定忍不住发出感叹。要知道,1811年意大利人阿佛加德罗才提出分子学说,而硝酸(即上面提到的硝强水)的工业制法直到19世纪中期才渐趋成熟。很难想象,在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帝国,那群拖着辫子的“封建顽固闭塞保守”的纨绔子弟,竟能如此“与时俱进”。当时负责出题的是法国人“毕利”,这位在同文馆任教长达25年之久的老教习,根据丁韪良的说法,“在把近代化学引入作为炼金术老家的中国这件事上,立下的功劳无疑是最大的”。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用中文编写了第一本化学教材《化学指南》,还译有《化学阐原》等一系列基础知识读本,成为把西方近代化学介绍到中国的拓荒者。这是什么精神?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险恶的殖民主义用心?可惜可惜,斯人已去,还好还好,有书可读。张功臣所著《洋人旧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通过鲜活的文字使得远去的历史复活了一丝气息。全书以丰富的史料向我们还原了西方传教士们在中国的种种遭遇,唏嘘之余,我们看到了中西交往史上一个艰辛、曲折时代的缩影,西学东渐的黯然。
清末民初,正是中西交往史上最为跌宕起伏的时代之一。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奇淫巧技”正逐渐为中国人所领教,许多洋人带着先进的技术以及道德上的优越感,走进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他们身份各异、生活背景不同,在与中国结缘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尴尬、无奈、困顿和磨难。这些异乡客中,有翻译了《圣经》和编纂了第一部《英华字典》的马礼逊,有掌管中国海关45年,创建了一整套严格廉洁高效的海关制度的赫德,有参与并影响了民国时期中国政坛许多重大事件的端纳,还有被命运选择成为最后一个帝王师的庄士敦。他们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他们的个人命运也无可避免地与当时的中国联系在了一起。
一、他们改变着中国
说起赫德的名字,许多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大概是个面目可憎、颐指气使的洋鬼子形象。但《洋人旧事》告诉我们,没有谁比赫德更加忠心耿耿地给清政府当了45年的高级奴仆。为了获得地位、荣誉和金钱,他工作勤勉有加,殚精竭虑,每天办公达十几小时,在任期间只回过两次英国,其中的一次居然还是为了结婚。他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灯塔、气象站,为当时的北京政府开辟了一个稳定的、有保障的、并逐渐增长的新的税收来源,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旧式衙门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在其苦心经营下,中国海关成了当时少有的管理严格、运转高效的办事机构。另外,赫德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现代邮政系统,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
赫德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中国雇员的身份,在日记中他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同胞”,是“中国政府用来对付外国商人的外籍雇员”。因此,当1885年6月赫德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公使时﹐他辞谢不就。在1865年至1868年间,他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清廷提出了许多改制强国的建议,让人惋惜的是,这些建议直到30年以后才引起中国改良派的共鸣。当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政策改变了,中国可以成为各国的领袖;如果政策不改变,它将变成各国的奴仆。”
事实上,对中国近代社会演变发挥作用的远远不止赫德一人。1895年夏天,《中国记事》杂志和《申报》上都刊登了一则“求著时新小说”的启事: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故事,或一系列故事,描写上扣人心弦,真实地反映生活,揭露政府不能或不愿抵制的到处猖獗的重大积弊——鸦片、缠足和时文。
在启事的落款处,写着“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这是近代中国小说的最早倡导者,比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还早7年,虽然后者通常被公认为是中国近现代小说出现的标志。毋庸讳言,“时新小说”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随着这种在许多方面具有全新性质的文学形式的传入,中国人开始拥有了思考和审视自己传统文化的不同标准和价值尺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提倡“时新小说”,傅兰雅还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科技杂志:《格致汇编》。这份创刊于光绪二年正月十五日(1876年2月9日)的杂志主要以刊登科普文章为主,文章的作者主要是江南制造局的科学家,如大名鼎鼎的中国近代造船的鼻祖徐寿;徐寿之子,江南制造局的第一代科技人员徐建寅;著名数学家,并在兵器设计、制造技术等方面颇有建树的华蘅芳和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贾步纬等人。傅兰雅还花大气力编纂了第一本中文技术术语和词汇字典,并具体负责化学、矿物学、气象学、印刷术、电镀工艺、化工仪器、哲学、铸造工艺、枪炮制造、造船工艺、开矿和土木工程等学科的名词规范化工作。今人耳熟能详的这些科学技术名词,就是经他之手推敲、落定,从而家喻户晓的。
据《洋人旧事》的统计,从1868年到1879年,傅兰雅和其他在江南制造局供职的西方传教士们共翻译了近百部著作,销售量达3万余部,内容涉及物理、数学、化学、军工、矿物、冶金、医学和社会科学等各个方面。1880年至1896年间,傅兰雅本人又推出译著74本,如地质、气象、植物、法律、解剖和政治经济学,等等。在艰苦而寂寞的译书工作之余,傅兰雅于1874年还创办了旨在普及和推广自然科学的格致书院,进行语言、技术、电报、采矿、造船、海战和陆战等方面的教学。与之齐名的还有同为传教士开办的英华书院,他们以直接传授西方科技知识为主,使得近代中国的西学教育在短时间内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
二、中国改变了他们
在英国,离家出海是同父母权威决裂的做法,是英雄事迹的开端。《洋人旧事》中的主人公们,在19世纪后期陆续来到中国,在清廷尚不知英美各国位于地球哪一端,百姓视高鼻深目的洋人为鬼魅的年代,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有的人在许多年之后才返回故乡,有的人则永远留在了中国。他们的背景、职业和来华目的各不相同,但大多是怀着建功立业的梦想和个人成功的强烈欲望来到中国的。如果用一个词来统称,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冒险家”。
这其中,马礼逊是基督教新教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他在严厉禁教的嘉庆初年便来到了广州,藏身于外国洋行,生活拮据,甚至连基本生存也不能保证。“不仅无法保证一日三餐,而且食品非常单调……再加上气候不适应,又处于半隐居状态,每天闭门读书,足不出户,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最后虚弱得几乎不能在自己的房间里走动。没有钱,没有朋友,也没有合法的身份。他的日记里开始频频出没‘抑郁’、‘孤独’和‘沮丧’这样的字眼”。在付出了健康、自由、金钱还有安定的生活之后,一身疾病的马礼逊终于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翻译成中文的《圣经》以及第一本《英华字典》。道光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1834年7月),马礼逊在高烧中离开人世,将自己的身体和心思都永远地留在了中国。
还有前面提到的傅兰雅,同样将自己的人生与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把自己在中国大半辈子的奋斗称作“南柯一梦”。他卖力工作,刻苦钻研各种科技知识,而且毫无怨言。“我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头开始。……上午,我研究煤炭及其开矿,下午则学化学,晚上学声学”。他还特别注意以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与翻译馆的中国同事相处,和他们交朋友,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已是半个中国人了”。但他最终收获的,却是越来越多的沮丧。有一次,制造局的官员找到傅兰雅,要求他制造枪火帽和炮管使用的氯酸盐,他只用一天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试验结果非常好。他满心希望这会赢得令人羡慕的奖赏,但官员们只是表示满意而已。1868年,江南制造局组装的第一艘木质火轮“惠吉”号下水试航,轰动上海,傅兰雅兴奋地通知家人:“我认识了中国的最高军事官员(曾国藩),他会乐意把我叫到他的左右,与他一起试航。”但是在试航前夕,他并没有等到让他望眼欲穿的请柬。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拓荒者”与中国结成的关系最后总是不欢而散,他们的故事大都笼罩在一种阴郁的气氛里,在旧中国的舞台上,他们上演了同一个主题的悲剧。民国时期最有名的洋顾问端纳曾经服务过历届当政者,离开中国时却形影相吊,黯然神伤;太平天国的洋兄弟罗孝全,历尽千辛万苦投奔了太平军,想借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干一番大事业,最后却逃离天京,成了洪天王的坚决反对者;即便是贵为末代皇帝溥仪英文教师的庄士敦,晚年时回忆往事,唯有无奈的慨叹……从历史长河来看,这些惨痛的经验和教训是不同文化在最初的碰撞中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朵朵转瞬即逝的浪花。但对于他们个人来说,种种跌宕起伏的经历简直就是生命的全部。在豪情满怀的奋斗过程中,在孤独恐惧的异乡冒险中,他们体验了人生百味,更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有了最深切的理解,改变了人们对神秘东方的传统看法——毫无疑义,他们是第一批真正认识中国的西方人。
三、如何看待外国人带来的文化
一方面,这些西方人来华的直接动机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宗教性的。我们知道,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特别是“基督复临论”的感召下,海外传教的迫切性突出地摆在了各个教会团体的面前。他们的运动固然得到了政府和商人的支持,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传教运动是政府组织和推动的,是西方侵华计划的一部分或者认定传教士来华就是为了配合其祖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略。事实上,传教士们自觉不自觉地与当地的殖民主义者分享了同一时代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即以征服“落后”地区和“文明”扩张为核心的“帝国主义精神”,这是传教士自身无法超越的。他们无法摆脱那个时代的精神,认为西方对世界的主宰虽然不尽人意,但却是无法抗拒的,也是他们无法选择的,他们愿意尽量发扬其有益的成分,而对西方主宰带来的罪恶往往视而不见。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抱有为驻在国人民的福祉服务的愿望,也经常坚信他们能比驻在国人民自己更好地判断什么是他们的真正利益,他们相信自己的良好愿望会被“某种施主和庇护人,有时甚至是蔑视的态度所玷污”。
另一方面,在正经历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的近代中国,自身文化中很多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部分本来就是要摧毁的。我们不能认为传教士鼓励女子放足是摧毁中国传统,反对一夫多妻制是破坏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瓦解宗法制度是削弱中国的文化认同,因为这些虽然是中国独特的传统,但却是不值得、也不应该保留的传统。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对西方文化同样具有选择的能力。和后来日本侵略者在军事政治高压下实行的强迫性的奴化教育不同,近代西方人在中国民众面前,必须努力证明自身的价值,才能得到中国人和社会的认同。实际上,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接纳了有利于中国文化新生和自立自强的文化观念,如科学精神,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念以及民族主义思想,而拒绝了有可能造成中国文化依附地位的成分。美国学者保罗•柯文就曾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对近代中国知识精英来说,“在接受西方知识的同时拒绝西方的宗教不但证明是可行的。而且前者甚至可以变成用来反对后者的武器”。[1]比如马礼逊学校培养的容闳等人并没有成为美国控制中国的“合作者”,相反,他们成为为中国的富强而奔走的最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从单一的政治视角审视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是无法对近代中西文化交往问题的多方面影响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的。近代西方人在华展开的种种文化与教育运动是异常复杂的历史现象,这种复杂性在于其活动的广泛性、社会关系的多重性和影响的多面性。因此,任何建立囊括一切的思想框架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任何理论标签都只具有部分的合理性,只能解释他们在华活动的某个侧面和某些后果,而不能作为打开西方人在华活动全部历史的总钥匙。毕竟,理论和范式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假设”,而历史事实本身,永远是至高无上的。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读《洋人旧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617.
(《洋人旧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作者张功臣。本文所引均出自此书。)
(责任编辑:张瑞芳 朱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