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空间恒常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涉及到城市的宏观、中观及微观各个层次。它动态地反映出城市居民的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等方面的特质。城市空间外在地表现为物质形态的空间生产，内在地体现着城市结构的特征与逻辑，它以多种方式展现着人们对于美好城市的向往。因此，城市空间是由事实城市、想象城市、认知城市三个方面的原型共同构成。作为认识框架，这个综合原型可以应用于对城市空间发展历史进行研究的相对完整的模式。
关键词：城市学；城市空间；原型理论；城市形态
中图分类号：TU9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7)05-0122-07
什么是城市空间?总括来说，城市规划领域中的城市空间常常是指宏观性、结构性的空间结构，而城市建筑学中的城市空间则偏重于物质实存性、可感知性和生活性。城市空间恒常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涉及到城市的宏观、中观及微观各个层次，它动态地反映着城市居民的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特质。城市空间既外在地表现为物质形态的空间生产，也内在地体现着城市结构的特征与逻辑，更以多种方式展现着人们对于美好城市的向往。基于这种综合认识，本文提出既包含宏观结构性，也涉及微观感知性的城市空间概念，并进一步提出全面认识与理解城市空间的原型概念。
城市空间庞大而复杂，蕴含着各种各样的个体和要素。有人断言，现实中并没有一套可供认知的方法，而且无论是谁对于城市形式或形态的真正认知都是不可能的。要认知城市，首先要极力去发现隐藏在各种形式所赖以生存的背景后面那种具有规律的因素。观察城市的角度很多，城市能在记忆中留下的印象也很多，有必要理出系统的认知方法。德国当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对真理的认识有两种方式：(1)受科学方法论指导的科学认识方式，如一般自然科学主客体两分的理论思维模式即“工具理性”(包括建筑学城市规划在内的各门学科)；(2)所谓科学之外的经验方式，如一般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通过主体对客体的参与而达到认识对象、体验真理的“价值理性”(包括文学、绘画、摄影等艺术作品)。应当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彼此借鉴、交融、补充，科学的和经验的两种方法综合，才会形成复杂、多层面的认识方式。本文拟用这种综合的认识方式对城市空间概念和理论加以厘清，从而引出对城市空间的全面认知。
一、空间意义的认知
传统上，空间被认为具有严格的几何学意义，空间作为物质体被描述成连续的、无限的、均质的三维概念。地理学和建筑学多以这种科学认识方式来认知城市空间，包括直接观察以及借助地图、统计数据和历史文本等。著名的“诺利地图”从“地”与“图”关系中的新角度展示了17世纪罗马城市空间和市容。而凯文·林奇则提出了存在于市民知觉世界中的城市空间，以“可意象性”作为空间形态要素及环境评价的分类标准，归纳出“道、边、区、节、志”组成城市空间意象的五种要素。林奇的这种“认知地图”是经验世界的产物，展现了不同于物理世界的心理意象。尽管意象要素属于空间形态层面，未能揭示空间的社会意义，但由于建立了在形象基础上认知一座城市的方法，林奇的贡献仍是划时代的。
空间不仅仅是数学的概念，而且是存在的向度。为了从哲学高度上解释和把握建筑的本质意义，舒尔兹提出“存在空间”概念，接着又以“场所”取代空间。“场所”即有意义的具体空间，对其具有特性的空间体验即为“场所精神”，构成建筑现象学的核心概念。拉普卜特认为，林奇利用心理学实验方法获得的是相对客观的“行为空间”，而舒尔兹的存在空间才是“感觉空间”，即人们意识到的并赋予某种意义的空间。通过现象学与城市空间研究相结合，舒尔兹指出，空间不可能脱离人的感知而独立存在，只有在主观参与情况下，空间的意义才能呈现出来。实际上，舒尔兹对场所的哲学经验属于“形而上”层面，现象学所揭示的“事物本真”归结于人类存在的意义，只是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结构主义观点认为，城市空间的认识过程可划分为感知、认知、评价三个阶段，类似于康德的感性、知性和理性三段论。感知(perception)是指人体感觉器官获得关于空间的现象的认识，与物理城市空间相关联，即城市景象或城市形象(感觉)；认知(cognition)则通过“记忆”、“推论”方法，使得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认识因素上升为概念、推理、意义等理性认识因素，将个体事实推演至整个群体，“认知行为既是发现又是发明”，这是城市空间认识的重要阶段，即城市印象(知觉)；在此阶段获得的空间因素的基础上，评价(evaluation)成为结合认识者价值观对空间的性能与作用的评判，这是认识的高级阶段，也是进行进一步干预(如规划)的基础。
二、城市空间原型分析
(一)事实城市与认知城市
社会学家卡洛·罗特拉提出“事实城市”(city offact)与“感觉城市”(city of feeling)两个相对的概念，用来区分实体存在的与主观感受的城市空间。事实城市由资本、材料和人的流动构成。资本的流动表征着城市的生存及其经济运作，物质材料的流动构成了实在的城市空间形态，人的流动则是在城市空间地理形态中所呈现的日常生活景象。而超越城市“实在体”存在于认知世界中的“感觉城市”，则在语言、图像和概念的流动中成型。作为“实在空间”的“替代物”，文学和艺术作品通过感觉城市的塑造使得自己想象的城市在读者头脑中形成意象。例如艾略特的“不真实的城市”和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还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更为具体的感觉城市，如狄更斯笔下的伦敦，老舍的北京等。这种城市文化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反映，作为资料文献有其重要的参考作用，作为思想传统，更有它积极的思想意义与实践价值。19世纪末英国的“田园城市运动”就是文学作品的直接产物。
在认识论看来，经验方式突破了主客体二分的认知模式，主体在从客体获得信息的同时，主动参与到客体所在的情境中。林奇的城市意象由于认知地图的主观性而更倾向于“感觉城市”。但是，凭着林奇的五个要素还不能构成城市的印象，城市印象“并不是一幅幅单个城市景象在脑中的回忆……”，它有两个特点：(1)知觉整体性，是对城市质量的直觉判断，既是功利性的，也是审美性的；(2)知觉选择性，指易识别性、明了度或清晰度，取决于人与城市的个体差异。
本文以“认知城市”代替卡洛的“感觉城市”，这种改变既包括了从感觉经验上升到知觉意象的认识过程，也包含了前述结构主义城市空间认识过程中感知、认知、评价的三个阶段。鉴于“认知城市”的形成机制，必然因主体(人)和方法论(媒介)等因素而呈现多样化的结果。首先，认知城市因媒介不同而有多种表达方式，例如“看不见的”与“现实的”城市。而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影视空间，更多地表现为对事实城市的主观感受与描述。特写镜头对于空间的拓展、慢镜头对于动作的延长，城市绝非一个无个性的中立的背景。其次，同种媒介也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市长的帝国和的士司机的跑马场”
描写了市长和的士司机拍摄纽约的方式。市长的摄影系列“俯瞰着纽约”，城市呈现为庞大的整体，看上去有序、可控，是一个理性化的空间；而的士司机的城市体验则多为近距离反映纽约街道上由事件、人物、自然构成的影像，是一种“触觉化”的人类学空间。这都说明，对于同一个“事实城市”完全可以表达为不同的“认知城市”。“认知城市”就是对“事实城市”或“想象城市”的主观感知、分析与评价。
(二)想象城市
梳理过“事实城市”与“认知城市”之后，不难发现，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城市空间类型，即人类对理想空间的不断追求，包括对城市空间的理论探索、城市规划实践，以及近期国内比较流行的战略发展规划。我们暂且称之为“想象城市”，或者说是“意愿城市”。建设新国都被认为是专家政治或专制独裁的极端例子，比如堪培拉、巴西利亚，可谓完全按规划实现的“想象城市”。实际上，以哲学理想来构筑人类美妙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乌托邦这类“想象城市”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古已有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等。如果说早期乌托邦是以杜撰、虚构的形式来表现人类理想城市的方法，那么，自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开始，到勒·柯布西耶《明日的城市》，再到1933年ClAM通过的《城市规划大纲》(即著名的《雅典宪章》)等历史性文献，则反映了对于工业化条件下如何建造和发展现代城市的规划理论与实践，对城市空间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非常显著。∞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城市的远景规划、概念规划以及发展战略等则把人们的视线和想象推向更广泛的全球视野下的区域性空间和更遥远的未来。
(三)城市空间原型
本文提出的城市空间原型概念包含事实城市、想象城市、认知城市三个方面，对应于城市空间实态、城市规划、量化分析评价，也恰好与波普尔的“世界三”科学哲学理论相吻合，在内容上与林奇城市理论的三个分支(功能、规划／决策、一般／规范)相对应，并且在本体论上多少有些接近后现代的地理学与城市空间理论。
“想象城市”借由对“事实城市”的认知而产生。在各方面因素(如话语权)的推动和作用下，“想象城市”对于城市空间的结构与形态有着更为强烈的正面或负面影响。“想象城市”与“事实城市”，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时间差、人为差，原因在于认知的角度与方式不同，进而产生新的“认知空间”。如此反复，就构成不断变化的、富有魅力的城市空间(见图2)。因此，城市空间实际上是由事实的、想象的和认知的三种城市空间相互作用、交叠而成，缺一不可。换言之，这三类城市共同构成我们理解、认知城市空间的完整原型(见图3)。以居住空间为例，它由一般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及其相互作用，再加上自我认识理念和社区服务等所构成。然而，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空间，如上班、家务、娱乐与购物等，存在所谓空间分异现象。这些活动环境的影响使居民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认识空间，头脑中的意象空间是通过想象回忆出来的城市印象。所以，居住空间作为社会空间的一种，既与其他空间相互作用，也包括着居住、行为、感应三方面的空间原型。
原型(pmtotype，又译作“原始模型”)作为一种历时性维度，能够透过错综复杂的种种表象切入客体的深层结构，有助于从本质上认识并阐释客体。原型概念的兴起与分析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象征哲学关系密切。20世纪50年代末，赫兹伯格将原型概念运用到城市和建筑领域，通过对城市场所原型的洞悉，重新进行文化的、人性的城市设计，以拯救当时城镇环境的恶化局面。本文是从现实(空间实态)、理性(城市规划)和知性(分析评价)三个方面探讨城市形态发展变迁的历时性特征以及深层价值取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城市空间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突破了以往那些对城市空间的不完整认知，也突破了关于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的二元论的认知方法。
三、城市空间原型与其他理论的关联
(一)其他理论的佐证
在对城市空间建立了事实、想象、认知三方面原型的认识理论之后，对照其他理论体系，发现有一些巧合、相近或交叉之处，可作为本原型理论的佐证。
第一，如果对照创立“批判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科学哲学奠基人卡尔·波普尔提出的“世界3理论”，那么城市空间原型中的三类城市恰好可与图3所示的世界1、世界2、世界3相对应。这也证明城市空间原型的提出在认识论上具有哲学的基础。波普尔的学说构成了应用科学方法论(证伪主义、可错论)解释整个宇宙进化的世界观体系。“世界1”就是物理世界，包括客观世界中一切物质客体及其现象，“事实城市”与之对应。“世界2”则是精神世界，包括人类一切主观活动的过程与体验，如心理、思维、认识、意识等，属于实在的精神状态，能反过来控制人的身体活动，并通过人的活动去影响和改造“世界1”，因此，“想象城市”属于“世界2”。作为核心内容的“世界3”是指人类精神产品的世界，如神话、语言、科学、工具、社会机构和艺术作品等。与世界2的区别在于，它外化在物质媒介中，是可以脱离认识主体而存在的客观知识。客观知识有着自己的生命，一旦获得存在，就会产生新的问题，推动人们创造新理论。因此，“世界3”总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尚未具体化的领域，这正是“认知城市”能够呈现千差万别的原因和魅力所在。进而，“三个世界”相互作用的机制，也大致对应于城市空间三原型的相互关系，不再赘述。
第二，凯文·林奇的城市空间研究包括“规划理论”、“功能理论”、“一般理论”三个理论分支。“规划理论”研究怎样制定复杂的城市发展决策，适用于所有复杂的政治和经济计划，其研究范畴远远超出了城市规划的领域，因此更广泛地被称为“决策理论”。想象城市正对应于“规划／决策理论”。侧重于城市本身的“功能理论”则试图解释城市形态如何形成、如何运转，可与事实城市相对应。研究人的价值观与居住形态之间一般性关联的“一般理论”(或称“规范理论”)涉及如何认知一个好的城市，是林奇“认知地图”的价值所在，认知城市与之对应。
林奇还提出“宇宙”、“机器”、“有机”三个城市原型，在哲学层面上分别属于神秘主义、理性主义、自然主义，是关于城市起源及类型的本体论。城市空间原型则不仅仅是空间问题的具体化，而且跨越于生发类型，成为关于城市空间更为一般、更加广泛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
第三，后现代城市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及其对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中“三元辩证法”的借用和重新解读，极大地鼓舞了城市空间原型观点的提出。国际学界对空间的反思始于20世纪60－70年代。后现代城市空间理论经历了列斐伏尔“三元辩证法”的早期探索、福柯的异托邦、霍米·巴巴的第三类空间、詹姆逊的超空间、索亚的第三空间等过程。作为洛杉矶学派领军人物，索亚更推出了著名的“空间三部曲”。简单来说，后现代城市空间论鼓励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空间的意义和意味，注重对作为经验和感知的第一空间、以及表征的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空间的第二空间的超越。第三空间既是生活空间又是想象空间，来源于列斐伏尔“感知的、构想的、生活
的”三元社会空间，以及关于本体论的“历史性—社会性—空间性”三元辩证法。抛开繁琐的理论推导，第三空间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后现代策略，旨在打破那种把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融合为社会空间的简单二元论。这种既区别又相关，更要超越的他者化或第三化，正是后现代所寻求的“第三条道路”。将第三空间视为“认知城市”空间原型，事实城市、想象城市则对应于生活的、空间性的第一空间，以及构想的、社会性的第二空问。城市空间三原型理论试图在后现代空间理论基础上进行某种创造性整合，使问题变得简单明了一些。
(二)与其他城市空间理论的关联
在事实城市空间原型层面上，地理学、社会学领域关于城市空间研究的方法和系列较为清晰，其他原型层面则与城市规划学科互有交叉。
揭示了城市空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历程。传统研究主要是从土地利用展开，这种景观论方法分析了作为人类活动空间结果的城市内部功能结构本身，却没有深入到形成空间结构的各种人类活动上。因此，它后来转向了注重城市社会、探讨城市空间结构形成发展机制的社会生态学方法。但城市生态学方法把人看得过于机械化和一般化而受到批判，从而出现了重视人类主观行为的行为论方法，城市内部的购物行为以及迁居等人类活动的意识决策过程成为研究焦点。不过，行为论研究者们忽视了约束人类活动的社会制度等客观条件，城市研究又发展到重视人类行为客观因素的结构主义方法和时间地理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则强调制约人类活动的社会制度等深层结构，并将焦点对准在产生这种社会制度的政治及经济体制上；时间地理学方法则通过能力、组合和权威三大制约条件的分析来解释人类活动。
需要指出，各种城市空间研究方法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互补关系，并不断修正、完善，出现新的融合。例如，大卫·哈维以现代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城市学说，揭示了产生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他又从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转变(从大规模流水线生产转向小规模、灵活的生产方式)，探讨了资本主义文化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的根源，以及这种转变所导致的新一轮“时空压缩”(体验时间和空间方式的转变)，从而造成文化特征上的“拼贴社会”。因此，哈维对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四、城市空间原型与城市形态
城市空间是实体、想象(意志)、感知三种原型的综合体，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当然也是这三种原型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综合方式或机理正是城市形态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形态学体系要素细则的诸方面(图中列出五方面)构成了事实城市，而要素之问的组织方式即结构则构成了认知城市，还有作为城市产生与发展逻辑的手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构成想象城市，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彼此关联的，共同形成城市形态系统。
城市形态的演变是城市空间结构自然增长过程的空间表达，但它并非自在自为，而是始终受到人为的控制。城市规划、发展战略、增长管理等正是对这一过程进行主动和有目的性的公共干预，本文将之称作想象城市，与事实城市和认知城市并列，形成城市空间原型的三个方面。城市空间发展历史的研究正是从形态发展现状、经济文化内涵、社会空间逻辑等方面对全部过程的观照，以此作为一种方法论，并同城市形态演变和城市结构发展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这方面尚为空白，也为转型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政策制定与完善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责任编辑：叶颖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