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五年来，关于抗战时期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学界争论的主要热点问题有：抗战时期的政党政治及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两个战场及军事斗争；抗战时期的经济及相关政策；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及群体研究；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与国际合作；侵华日军罪行与抗战损失。
[关键词]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K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7-0019-04
近五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在领域和深度上不断扩展，在研究对象上更加全面、立体，呈现出社会化、专题化、群体化的特征；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推陈出新，运用现代化史观、社会史观、全球史观去考察抗日战争，提升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研究热点上，近五年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抗战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侵华日军罪行的档案史料整理公布与研究、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和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加强。近五年来反映抗战研究的图书大量面世，从大型丛书到研究专著都有不少力作出版。
（一）全面反映抗战的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首批8卷10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大型档案史料丛书；英国学者拉纳米特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
（二）反映抗战时期的政治及国共关系的有：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史》；邓野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修订版）》；张同乐著《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丁平著《抗战时期绥远省政与绥西施治历史研究》；杨奎松著《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修订版）》；徐彬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王旸著《中国1931-1937：动荡下的希望》。
（三）反映抗战时期军事斗争的有：日本學者菊池一隆著《中国抗日军事史（1937-1945）》；刘庭华著《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岳思平著《八路军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东北抗日联军文献》、《东北抗日联军综述表册》、《东北抗日联军大事记回忆史料参考资料》；张少鲲、郝雪廷编著的《八路军序列沿革研究》；何桂宏、郑德良著《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军队》；余戈著《1944：腾冲之围》；周勇编《西南抗战史》。
（四）反映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有：夏蓉著《妇女指导委员会与抗日战争》；戴斌武著《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总队研究》；郑立柱著《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精神生活研究》；岳谦厚著《边区的革命（1937-1949）：华北及陕甘宁根据地社会史论》。
（五）反映抗战时期的经济的有：唐润明主编《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张守广著《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谭刚著《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与西部经济开发》；刘志英、张朝晖著《抗战大后方金融研究》。
（六）反映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有：学愚著《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佛教》；樊为之著《延安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研究》；田福宁著《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余文善著《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七）反映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有：胡德坤主编的《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系列著作共9卷；美国学者齐锡生著《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
（八）揭露侵华日军罪行的有：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全史》；丁晓强著《关于浙赣地区日军新军站的调查研究》；由国家图书馆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吉林省档案馆编《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陈致远著《日本侵华细菌战》。
近五年来举行的有关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活动主要有：2010年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学术研讨会”；重庆召开的“海峡两岸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2011年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与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日战争暨抗战大后方史料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在台北召开的“国共关系与中日战争”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东京审判与南京大屠杀学术研讨会”；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现代史学会等共同举办的“抗日战争与大后方建设学术研讨会”。2015年由上海大学历史系和《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各种学术研究机构相继成立。2011年5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2011年11月，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西南大学共建的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正式成立；2014年12月，八路军研究会在山西太原成立；2014年12月，海外抗日战争史料研究会在美国旧金山成立。
（一）抗战时期的政党政治及国共关系。蒋建农指出，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坚持和巩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1]林冬梅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一是民族性和广泛性，二是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成文的共同纲领，三是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共两党都经过统一战线的建立——破裂——再建立的过程，都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四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掌握军队和政权。[2]黄道炫认为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的发展壮大除了武装斗争的直接推动外，统一战线及统一战线形式下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是其扎根、发展的另一重要途径。[3]
国共关系依然是研究的持续关注点。段炼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采用新的和平斗争武器来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以保存和发展自己，这个武器就是民主政治。[4]邓野提出1944-1946年是国共两党关系的政治转型时期，集中体现为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其实质就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分离时期。黄玲认为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应对三次国共关系严重危机过程中，不仅继续发展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长期关系，也开始探索与美英等国的交往，最后通过利用国际有利因素化解了国共关系的危机，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
（二）抗战时期的两个战场及军事斗争。关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界定，除了传统上国共分别主导正面、敌后战场的认知外，学界有一些新的看法。戚厚杰认为八路军参加了太原会战的全部作战并参与了会战的组织指挥，与国民党军队混合编组，同处于一个战场。所以八路军在太原失守前的抗日应为正面战场作战。而王喆的博士论文则论述了国民党在苏北开辟的敌后游击战场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汤重南还认为，中国抗战除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外，还存在一个国际战场。
关于两个战场的地位问题，学者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作用和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胡德坤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将日本拖入中日持久战泥潭而不能脱身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日本侵华战争遭到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6]菊池一隆认为全民族性的游击战对中国最终战胜日本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于耀洲认为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战略防御阶段的主要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尽管其地位与作用下降了，但仍然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战场。[7]
关于中共军事战略和八路军对日作战方面。彭厚文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希望八路军的配合和支持作用能扩大其政治影响；二是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三是准备在鄂豫皖边区建立中共未来的战略后方。[8]邹铖认为冀中军区在1942年5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的大扫荡中遭受重大损失的最重要原因，是日军此次作战是以彻底摧毁冀中根据地为目的。冀中军区没有及时觉察到这一点，只以一般扫荡来对待，最终在局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被迫转移。[9]
关于国民党抗战的军事战略，余子道认为蒋介石开辟淞沪会战的意图是多方面的：一是牵制日军华北战场的进攻；二是为了保护上海地区的经济政治利益；三是为了捍卫首都南京和守卫长江；四是以淞沪会战推进外交战略的实施。[10]
（三）抗战时期的经济及相关政策。近年来，学者们分别从抗日根据地及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概况、经济活动、经济政策等方面进行研究。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形态，岳厚谦、张文俊认为在中共革命影响下，晋西北鄉村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及运行模式发生一定变化，但其主要经济形态依然是自耕农型小农经济，只不过是“中农化”趋向更加彰显而已。[11]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体现着统一战线的要求，服务于全民族抗战大局。黄正林认为在陕甘宁边区的减租运动过程中，中共及时调整政策，对地方惯性和实际情形表示认可，推动了减租政策的落实。史新恒则提出了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12]王志芳通过研究发现中共政权力量介入下的晋绥边区农村经济发生一系列变化：贫雇农取代地主、富农成为占有土地最多的阶级；租佃期限较以前大大延长，租额、租率标准下降；私人借贷比重下降，新式金融力量-银行为代表的政府贷款比重增加；通过互助变工运动，农村由个体家庭生产逐渐转向集体性生产；阶级结构由地主、富农与贫雇农占多数转化为以中农为主。[13]
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研究延续了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及抗战大后方经济建设的关注。刘志英认为抗战时期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得益于战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对本地区乃至抗战大后方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近代化的迅速发展。[14]
（四）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及群体研究。社会生活史，特别是普通群体在抗战期间的生活印记是反映抗战时期历史的最好佐证。学界对抗战时期的农民、知识分子、工人等群体的生活状况有理论上的探索，也有实证方面的研究。在抗日根据地的农民研究方面，郑立柱指出，中共变更、丰富、提升抗日根据地农民精神生活的历史经验有三方面：第一，倡导和坚持文化的大众方向。第二，对农民精神生活采取了尊重与变革的态度和政策。第三，坚持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重。[15]关于知识分子群体，谢敏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强调大量吸纳新知识分子，主要是为了解决政工干部缺乏的困境。中共一方面要求工农干部知识化，另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的工农化来平衡和调解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产生的矛盾冲突。[16]关于工人群体，谭刚认为抗战时期重庆工人的收入虽然增加十分迅速，但由于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工人实际工资呈现负增长，整体生活水平呈下降趋势。[17]
（五）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与宣传。罗存康认为时代性、大众性、民族性、战斗性、民主性是根据地抗战文化的基本特征。[18]田福宁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获得了很大成功，它是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加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主动考量，是回击反共舆论宣传、现实文化抗战的必然选择。郑立柱指出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采取一系列除旧布新的社会变革措施的同时，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社会变革与精神文化建设的相互影响和推动，使华北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精神面貌为之焕然一新。[19]王星慧认为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对广大贫童的教育，唤醒了中国最底层的贫苦民众，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促进了全民族抗战的形成。[20]王延强认为抗战时期高校课程的规范、统一教材的编订，使各校有了统一教学标准与内容，极大提升了高校教学质量，为战时及以后社会各项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抗战时期是近代大学招生史上的重要变革阶段，影响了之后高校招生制度的发展。[21]
（六）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与国际合作。近几年，随着一批新的档案资料的开放，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部分档案材料、斯坦福大学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的披露，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与以往学界强调同盟国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作用不同的是，王建朗、胡德坤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一书突出了对抗战后期中国外交自主性的分析。认为中国绝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受提携的角色，而是有着自己的积极思考和筹划，这一思考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便已开始。[22]吴景平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考察1938年国民党对日和战态度，他认为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在对日和战态度方面时有反复。蒋作为战时体制中最高、最后的决策者，虽然对战局也有过消极的看法，对于外来的调停有过幻想，也不反对与日方进行虚与委蛇的接触，但最终守住了抵抗侵略、拒绝投降的底线，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主体部分留在抗日营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3]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方面，张玫认为中共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加强与美国接触，以及呼吁建立以美国为主要对象的反日国际统一战线，就是希望在自身力量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利用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冲突，以及美国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美国支持中国抗战，抵制国民党发动的反共活动，遏制国内的投降情绪，促使反日战争取得胜利。[24]
（七）侵华日军罪行与抗战损失。关于日军侵略罪证的问题，《铁证如山》一书收录89件日军留下的侵华证据档案，涉及侵华日军强征“慰安妇”、向731部队“特别移送”人员、残酷奴役劳工、对中国军民实施暴行等内容。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追溯和考证了日本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历史，指出了南京大屠杀否定派所持论据的破绽与矛盾，对日本人的近代历史观进行了批判。关于重庆大轰炸，唐润明主张将其界定在以重庆市为中心，包括环绕其周边的江北县、巴县、北碚管理局在内的5954.21平方千米范围之内，坚持以1938-1941年为“重庆大轰炸”研究的时间界限。[25]关于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学界一致认为其不亚于战争破坏。王键认为与侵华日军的直接经济掠夺相比，日本殖民者利用近代垄断企业进行经济掠夺的方式较为隐蔽，台湾拓殖株式会攫取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充当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经济帮凶，具有鲜明的殖民侵略性质。[26]岳谦厚也指出日军侵入山西之后，强迫沦陷区人民大量种植鸦片，其社会危害程度和对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广大人民身心所遭受烟毒之折磨，绝不亚于战争的直接侵害。[27]
总之，近五年来的抗战史研究，既有对以往关注热点的持续深化拓展和新论，也有对一些新的领域和问题的探索。新史料的发掘和新方法的运用以及国家层面对抗战纪念活动的重视，对这一时期的抗战史研究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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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