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师郭汉民教授的文集终于付印了。作为责任编辑，自然感到轻松喜悦。这不仅因为由自己经手完成了一件有特殊意义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它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借此，我得以较为全面地了解郭师学术研究的领域和成果，得以更加真切地体认郭师的人品学品与道德文章。
为自己所敬爱的学人、尤其是恩师编辑一部文集，大概是许多做编辑工作的人的梦想。我从2011年开始做编辑时，就怀有这样强烈的愿望。幸运的是，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郭汉民文集》共八十余万字，除“序言”和“后记”外，从作者历年发表的文章中撷取六十三篇，分为八组：第一组四篇，是对中国近代史、晚清史的宏观考察，主要论述中国近代苦难、奋斗、求索的历史线索，阐述改革与革命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太平天国运动与晚清政治发展的关系。第二组七篇，是对近代史事的微观考证，包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事、史籍考订成果的评述，对“左公柳”纪实诗文句、唐才常入两湖书院时间、同盟会成立若干史事、辛亥“三·二九”之役陈竞波非清方侦探等的考证。第三组四篇，是对近代湖南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讨论湖南人对辛亥革命的重要贡献、辛亥时期湖南会党的性质与作用、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及其精神，评析近代湖湘文化的爱国传统。第四组文章较多，有二十一篇，主要讨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魏源、王韬、曾国藩、丁日昌、郭嵩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丘逢甲、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蒋翊武，长期寓华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及韩国独立运动的领袖人物金九的生平和思想。第五组七篇，先从宏观考察晚清社会与晚清思潮的关系，分析晚清主流思潮的发展演变及其社会历史条件；接着比较系统地探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主要社会改革思潮，包括经世、变革、洋务、维新、君主立宪与反清革命。第六组两篇，体现了郭师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清史》的定位、构成、体例等问题的思考，揭示了林增平先生对中国近代通史的编撰和通史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对辛亥革命和资产阶级研究等的贡献。第七组十五篇，是郭师为友人、学生的著作和自己主编的两部集子所写的序言和书评。第八组三篇文章，是郭师多年实践、研究和推广“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附录的“学术活动和著作编年”，用近五万字的篇幅详细记载了郭师自1980年攻读研究生至目前的学术活动和著述情况。
文集收录的文章，写作和发表时间前后跨越三十余年，可看作郭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至今，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艰辛求索的成果总结。曾国藩认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在他那里，这四者各有所指，均在传统儒学的范围内。但如果借其名而对其内涵加以重新定义，似乎可以作为审稿的便捷办法。具体言之，义理即指稿件观点有无创新等；考据指论证，逻辑结构是否合理，证明是否充分，资料是否扎实，论据能否支撑观点等；辞章指文字水平；经济指效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学术著作主要看其社会效益。
郭师为文，总是力求写出新意，提供前人所不曾提供的东西，或力辟陈说，成一家言。如《近代中国改革与革命述论》《太平天国与晚清政治》两文，均涉及对晚清乃至近代百余年历史的整体看法，明确指出革命与改革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共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又如，郭师对晚清社会思潮的研究，不僅理清了晚清百余年间经世致用、变革、洋务、早期维新、戊戌维新、戊戌后维新、君主立宪与反清革命等主要社会思潮的基本面貌，而且着力揭示各种思潮演变过程中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比如指出嘉、道年间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为晚清思想从传统走向近代铺设了一座桥梁，戊戌后维新思潮倡导的规模空前的思想启蒙为革命思潮的发展和革命派的形成准备了思想条件。再如，他对近代人物的研究颇多新意，如早年对康梁异同、陈竞波是否“侦探”，近年对严复自由观、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角色、宋教仁的思想体系等的研究，均能深入辨析史料，推翻成说，发人之所未发。
郭师的文章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资料扎实。仅以《同盟会非“团体联合”史实考》一文为例。此文开篇梳理“团体联合”说的形成过程，接着抽丝剥茧，分三个层次对“团体联合”说作深入考订。首先对被提到参与联合的六个革命小团体的实际状况一一分析，指出在同盟会成立前夕，兴中会早已名实俱亡；华兴会即使存在，也很少有活动，且未议决以团体名义参与联合；光复会与同盟会筹备毫无关系；科学补习所早已解散；日知会则尚未成立；《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并非革命团体，故很难谈得上同盟会是由上述团体联合而成的。其次具体考察同盟会从筹备到成立的加盟人员，指出在一百一十四名中国会员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会员与各团体没有组织关系，即使是曾隶属于某个团体的人参加同盟会，也不是出于团体的委派。最后，考察同盟会正式成立时的人事安排，指出“团体联合”说缺乏历史根据。
郭师读研究生以前，曾在海南保亭县委宣传部工作数年，“为县委领导摇笔杆子”，写得一手好文章。但他的文笔又绝非干巴巴的现代八股，而是字斟句酌，简练、精确而富于文采。如他写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因担心列强干涉危险：“一踏上国土便急于主持内外大计，拟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廷，以期革命‘先成一圆满之段落’。不久，‘段落’成了，清帝退了，帝制终了，民国立了。”简短的排比句，便把孙中山“时不我待”的急迫心理和当时局势的急剧变动勾勒出来了。又如他分析辛亥革命后的康有为说：
康有为早就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职志的，辛亥革命对这一秩序的破坏在他看来无疑是空前的浩劫。他痛心疾首的是王业、宗室、旧朝之覆亡；他惊恐不安的是黄巾、黄巢、闯、献之再出，他忧伤悲愤的是富民、缙绅、士大夫之流离；他忍无可忍的是封建纲常、伦理、道德之堕毁。
这些文字清晰地刻画出康有为且忧且惧、心口皆不服而又无能为力的心态。但这种文学化的描述，又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坚实的史料作支撑的。
人文学科的学术成果，其社会效益往往通过它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体现出来。从这一点来衡量，文集的价值也是十分突出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郭师对近代历史人物尤其是湘籍名人爱国主义精神的深入发掘和大力弘扬。郭师指出，爱国主义是湖湘文化的显著特点。近代以降，民族矛盾激化，中外冲突与民族战争频繁发生，爱国主义大为发扬，而湖南人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较之其他省区表现得更为突出。他还详细分析了部分湖南名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辛亥时期革命党人的重要领袖宋教仁，他坚持与清政府“不两立”的革命立场，在日本流亡数年，得到内田良平等日本浪人多方面的支持，当他发现正是这些“朋友”图谋霸占中国领土时，毅然毫不犹豫地、千方百计地维护这些领土，倡导并践行了“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的伟大思想。郭师深情地称赞：这是何等崇高的民族大义，这是何等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还指出：“在清末革命党人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有的人对国内专制统治者的仇恨远远大于外国侵略者，他们反满革命的激情远远高于反帝爱国的本能，在他们处境艰难到万般无助的时候，甚至不惜以国家某部分（诸如满蒙）的利益换取外国势力的支持。尽管这一切都是出自‘革命’的名义，但终究是不足为训的。相比之下，宋教仁的反帝爱国思想、‘宝爱’国家领土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炎黄子孙发扬光大。”又如蔡锷，郭师不同意把他说成是革命党或是改良派，明白指出蔡锷“是一个真诚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依归是理解他一生所作所为的关键”。他回顾蔡氏从求学时务学堂到为护国而献身的短暂一生，强调“爱国主义是推动他不断前进的伟大动力，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弥足珍视的精神财富”。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郭师以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身份教书育人，不断探索教学改革，及时总结、提升教改经验，创立并坚持实践、研究和推广“研讨式五步教学法”。文集收入的三篇文章，就是总结“研讨式五步教学法”在不同阶段的经验写成的。《研讨式教学与大学生能力培养》发表于2000年，根据在湖南师大历史学专业试行三年“研讨式教学”的经验，深入分析了“研讨式教学法”对培养大学生的自学能力、思维能力、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教学能力、研究与创新能力等多方面能力的作用、原因以及正确处理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学术性与师范性以及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的途径。《历史课程研讨式五步教学法》发表于2006年，但实际上介绍的是在湖南师大和湘潭大学历史学专业实践近十年的“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做法和经验。《“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推广应用研究报告》发表于2008年，是郭师主持的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题报告的部分内容，全面阐述了“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基本理念、操作程序、实际效果、社会反响、基本经验及其推广应用的价值、条件、适用范围等。这三篇文章，反映了郭师在“研讨式五步教学法”探索、坚持、推广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艰辛思考，足以为有志采用“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教师和学生们答疑解惑，其实践价值十分明显，同时也提升了文集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