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学与我国翻译理论有深厚渊源，是我国传统翻译理论重要的立论依据。本文通过探析中国译论的美学渊源和美学特征，认为译界应当更重视从美学角度研究翻译。美学意识是我国翻译研究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美学视角 美学渊源 传统翻译理论
1.引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刊物大量引进和介绍了国外各翻译学派的诸多理论，几大外语类核心期刊上介绍西方翻译理论的文章汗牛充栋，而对中国的译学传统和特色经验进行探讨的文章却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尴尬处境。另外，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外翻译理论界过于强调交际与实用，忽视从美学角度进行译学研究已经成为普遍事实。引进西学固然有必要，但我们自己的译学传统不容忽视。笔者认为从美学视角研究进行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有利于产出更好的翻译佳作。可喜的是，我国一些翻译界一些前辈，如罗新璋、傅仲选、刘宓庆、毛荣贵、张柏然等学者已经在高呼翻译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必须与“本国”情况相结合，重视本国传统，特别是重视从传统的美学角度研究翻译理论和指导翻译实践。在他们看来，翻译美学原本就是中国翻译理论独具风华的重要特征，其中罗新璋先生在其译学名篇《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谈到，“我国的传统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刘宓庆认为“中国人确实创造了美学”，“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完全不必步西方后尘，东西方可以各有千秋，相互借鉴。我们应该有独特的中国气派、中国气质”。在该书前言中，刘宓庆先生还谈到，中国美学对翻译理论具有特殊意义，翻译与美学的联姻是中国翻译理论的特色之一（2005）。
2.中国译论的美学渊源
首先，从中国美学史看，“美”与“信”、“文”和“质”是古老而又贯穿始终的命题。“美”与“文”指的是文艺作品的感性形式，而“信”和“质”则是指内容实质。“文”与“质”的命题源于《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理想的境界是“文质彬彬”（《论语·雍也》）。中国文艺美学史上将“文”与“质”作为美学命题加以阐发的先驱是王充。他在《论衡.书解》中说：“夫人有文质力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他赞同“文质统一”论，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张。南朝的刘勰提出文学艺术以“文附质”，以“质待文”的原则，在二者相辅相成的总体观照下将“质”置于主导地位，反对“为文而造情”。后来的文论家也大都根据“文质统一”的调和观进行阐发和论述。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虽以质派取胜，但“文质”两派在各自的翻译实践中都偏离了自己的主张，直到东晋高僧慧远为代表的持文质调和观的“厥中”派的出现才使得“文质”之争告一段落。很明显，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文、质之争，是传统文艺美学中文与质的命题在译学中的反映和借鉴，是道家“抑美扬信”之美学思想让位于儒家“文质统一”美学思想的过程和表现（刘宓庆，2005）。
近代，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自提出以来就风靡译坛，至今不减其魅力。其实，“信、达、雅”是我国传统美学的三个美学命题，严复恰到好处地将它们移花接木到了译论中。追根溯源，“信”的命题源于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之说在老子的美学思想中“信”与“美”似乎是互相对立的，但我们从《道德经》的解读中可以了解到老子并未否定真正的美，而只是反对伪善、虚饰之美。严复继承了老子关于“信”的基本美学思想，列举“信”为翻译的首要条件。文艺修辞美学中的“达”则源于孔子名言“辞达而已”（陈福康，2000）。在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中，“雅”的命题出现得很早，例如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斯斟酌乎文质之间，而櫽栝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矣！”其实，严复所提出的“雅”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将“雅”明确地定为一种文体的审美标准或原则以阐发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在中国传统文艺美学中，“意、辞、文”是三环一袂的统一体，而严复的翻译美学观中的“信、达、雅”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则是由此得来。
再谈谈傅雷提出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的翻译观。“神”与“形”的命题在我国文艺美学思想中源远流长。“神”的命题源于庄子“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庄子.渔父》），意思是“神”是内在真实性的外在表现，“神”是“使其形者”，二者的统一，就是“万物与我为一”。而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上，“神贵于形，形受制于神”的“以神写形”论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就成了主流，该观点至唐代的司空图提出“离形得似”而成为定论（刘宓庆，2005）。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中国古代美学观之“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绝不等同于“重形似而轻形似”，因为“神”最终还是要通过“言”（即语言文字）实现，而“言”即是“形”。
钱钟书提出的“化境”之说把我国翻译理论推向了新高峰。“从要求和难度上来说，‘化境’比‘神似’更进一步，更高一层”（罗新璋，1984）。就辞源而言，“化境”本是佛家用语。《华严经疏六》曰：“十方国土，是佛化境”（刘宓庆，2005），喻指艺术造诣达到得心应手、自然精妙的境界。“境”不是客观景物和环境，意即“是空非实”，是佛家顿悟的标志。钱钟书受这些渊源的影响而得出“化境”之说，描述翻译的最高目标和境界。钱钟书以“实”托举“虚”，通过对生鲜现世的描写，托出对精神境界那个难以言说的冥冥状况的体悟，这是中国传统美学精到的方法论，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刘宓庆，2005）。
3.中国译论的美学特征
概览我国历代翻译文论之后，我们不但了解到我国翻译理论与传统美学之间的深厚渊源，而且不难体会到，正是这种渊源使得我国翻译理论具备了独树一帜的中国美学特征。
3.1综合感悟之美
中国传统哲学重实践经验，喜欢借助感悟，直接而感性地对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的抽象性特征进行综合把握。受传统哲学影响，我国翻译理论多是翻译家们从事翻译实践之余的综合性感悟。从文化心理的思维模式看，中国传统译论呈现出的不是对客体的反映，而是对客体的评价;不是给美和翻译艺术的属性以客观的美学解释，而是给以主观的美学规范，从而表现出重价值、轻事实，以价值判断统摄事实判断的特征（张柏然，1997）。例如，严复在其译作《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陈福康，2000）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百多年来被国人奉为经典的“信达雅”实际上是严复对翻译作出的综合性感悟。“信、达、雅”三字翻译论并不是对单个词组，单个句子或者单个篇章提出的要求，而是对整个翻译工作过程提出的综合的感悟和评价。此外，傅雷的“神似”论是他对数十年翻译工作的心得和对林语堂、朱生豪翻译观的综合，外加将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移花接木到译学而得出的感悟。此外我们从茅盾的“神韵”论，郭沫若“风韵译”，朱生豪的“神味”和“神韵”，金岳霖的“译味”及钱钟书的“化境”学说当中也不难感受到其中强烈的综合感悟之美。
3.2中和之美
在中国人的美学观点中“中和”之美是最高形式，人们认为“过犹不及”。儒家讲究中庸，意思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几千年的儒学统治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儒学气质，熏陶了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这使得儒学文化成为中国人血液中的一部分，对我国传统翻译论影响深远。例如，我国的汉代佛经翻译就开始了翻译理论的文派和质派之争，但在实践中文质两派经常违背自己的主张。后来，以东晋高僧慧远为代表的“厥中”派（持折中观点）的出现使“文质”之争告一段落，其译文却更为世人所接受。千百年来文与质的调和统一论最终成了中国译论的主流。另外，傅雷的“神似”论也并非极端地只重“神似”而轻形似，他在《致林以亮书》中提到“我并不说原文的句法可以绝对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陈福康，2000）。因为“神”最终还是要通过“言”实现，只有透过“形”，即语言文字，我们才能体会到译文对原文中“神”的再现。这便是傅雷翻译理论的中和之美学观。总之，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中有着富于辩证思维的中和美特征。
3.3含蓄之美
国人为人处世讲究含蓄，“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吟诗作赋也要求“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孔老夫子也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受中国人含蓄美学观的影响，我国传统译论命题大多简洁而含蓄，例如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论和钱钟书的“化境”说这两条精辟的译论命题，均为寥寥几字，却内涵丰富，延展性极大，而且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神似”、“形似”、“化境”这三个概念真是言语简练含蓄，却蕴意无穷。它给人诸多启示，“神”既可指“精神”，又可指“神韵”、“神气”等;“形”可以兼指“形式”、“内容”、“语言”，等等;而“化”可指“物化”、“化我”及“物我同化”，等等（张柏然，1997）。另外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的主流——文与质的统一调和论中，“文与质”要如何调和，调和到怎样的程度没有做出规定，事实上也很难界定，需要译者自己去揣摩和把握，这也不失为一种含蓄美。“含蓄美”是中国文人十分珍视的“国宝”，中国翻译者似乎很擅长体会隐藏在这些“含蓄”的翻译理论中的奥妙，并把这些奥妙运用到翻译实践之中。
4.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作为我国传统文论和美学的支流，中国翻译理论与美学有深刻的渊源关系，美学对中国译论发展的影响相当深远。讲求综合感悟、中和与含蓄之美是中国人历来重视的审美要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翻译美学特征，它们曾经指导过众多著名翻译家，如古代佛经翻译大师玄焋，近现代翻译家严复，现当代的翻译家傅雷、钱钟书，等等。译家们的成功再次向我们证明，从美学视角研究翻译不仅必要，而且行之有效。美学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在翻译研究中即可表现为翻译美学的中国特色。对于这一美学传统，我国古代直至现当代的文学批评向来重视，历代翻译理论研究也非常重视，在今后的翻译研究工作中，我们依然应当重视。美学视角是我们立足本体、弘扬我国译学传统，进行翻译研究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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