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我国民法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民法在调整对象的确立及流变上，与大陆法系资本主义国家民法相比呈现出特殊意蕴，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后者的民法没有调整对象。法律调整对象包括民法调整对象这种法学用语，本身并不具有严格的规范性功能或意义，民法调整对象作为揭示民法与社会之间关联的一个学术范畴，它处于民法本体论的视域之内，即民法调整对象理论承载着关于民法本体的相关知识。民法与民法调整对象在属性上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就民法调整对象的形态而言，可分为应然层面与实然层面。在国家正式制度层面民事立法所体现的民法调整对象系属实然层面。从民法调整对象的研究方法来划分，可以区分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对内研究与对外研究。
关键词：民法调整对象；民法典；民法本体
中图分类号：
DF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2.07
对民法调整对象予以专门论述的文献在我国大陆民法学教材中是比比皆是，其中对民法的定义大多从民法调整对象的角度出发。从立法的角度，有学者提出《民法通则》的特色即体现在规定“立足于现实的调整对象”[1]。可以这样认为，民法调整对象问题在我国民法学知识传承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学生的知识首先来源于教材，从某种意义上说教材是构筑学生知识大厦的基石”[2]。与此相反，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学教材几乎未对此问题予以专门论述。
有人指出，“从历史上看，自罗马法至现代西方民法，都不研究民法的调整对象，只有公有制国家的民法学对此进行研究”[3]。这不免令研习民法学者产生一种错觉，即民法调整对象是我国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情形。笔者以“民法调整对象”为线索，对此疑问予以研析说明。
一、民法调整对象问题是普遍存在的
正如卡尔·马克思所指出：规则和秩序是使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巩固从而相对地摆脱单纯的偶然性和任意性的形式。社会是由物质生活条件联结起来的完整的社会有机体，因此构成社会生活的社会关系的组织性和秩序性，从而对这些社会关系进行社会调整的客观必要性，便是社会内在的、极其重要的属性[4]。社会调整，即意味着确定人们及其集体的行为，指明其发挥作用和发展的方向，把它纳入一定的范围，有目的地把它安排在一定秩序之中。社会调整原则上可以分为两类，即个别性调整和规范性调整。社会调整还可以划分为内在调整和外在调整；肯定性调整和否定性调整；个别性调整和规范性调整；自己解决的社会调整和第三方参与的社会调整；正式的调整和非正式的调整[5]。规范性调整的出现，是社会调整形成过程中的第一个，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社会调整发展中某种质的飞跃。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6]。在社会调整取得规范的性质以后，法的产生就成了社会调整发展中的重要标志或主要转折点。法产生以后，它就在社会调整系统中占据了中心（或者至少是中心之一）的地位。
法律调整，即指国家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以法的形式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对现实社会生活关系施加影响，以期建立理想的社会生活秩序的活动。法律调整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将各种社会生活关系纳入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秩序之中，从而提高人类社会生活的质量，促进人类社会生活的繁荣；使人类社会生活既是有序的，又是民主自由的；既是安全稳定的，又是繁荣昌盛的。法律调整具有有目的、有组织、有保证、有结果的性质。法律调整是通过特殊的、仅仅为法所专有的各种法律手段（如法律规范、法律关系、个别性法律行为等）的系统，即法律调整机制实现的[7]。总之，法律调整，是适应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为了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运用一整套法律手段对社会关系实现的有目的的规范性调整。
对于“调整”一词，按照汉语词典的解释，即指改变原有的情况，使适应客观环境和要求。英语可以表达为adjust、regulate、revise等[8]。在法学领域，有人认为调整指规范、规制、调节和管理[9]，还有人认为其是指对杂乱无章的事物进行调节、整理，使之条理化、秩序化[10]，等等。总之，“调整”一词在法学领域并无统一的确切定义。但是，这并不会影响人们对法律调整的一般认识。在“法律调整”之下，实际上包含了法律调整机制、法律调整目标、法律调整过程、法律调整方法、法律调整对象等诸多范畴。
法律调整对象，即在客观上可以“接受”规范性的组织作用，而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也要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及构成法律调整机制的其他一切法律手段来实现这种作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7]919。当然也有人提出，法律的调整对象是行为，而所谓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或交互行为，没有人们之间的交互行为，就没有社会关系，法律是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而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11]。前苏联法学家И.А.列巴涅曾提出，按照公认的苏维埃法律定义，法律所调整的不是社会关系而是人的行为。如果认为社会关系是调整的对象就违背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因为，这样就可以认为法律调整的不是国家机关执行和管理活动的本身，而是由这种活动的结果所产生的关系。这种看法源于其本人对社会关系的看法，在И.А.列巴涅看来，社会关系（人们交往上的必要形式）是由人民自身建立的，是作为人们社会活动的必要产物形成的，而不是社会行为的某种形式[12]。但是，当今学界通说认为，法律的意志指向和方式指向是社会关系，法律调整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