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舆论沿着混沌、室语、众意和主流民意的路径演变。如果舆论诉求得不到满足，或受到打压，将出现舆论激化和冲突，以至于导致民变。舆论演变有社会燃烧、社会激波和磁场引力三种模型，不断充满众意的分化、组合与融合，还可能酿成舆论张力，使社会框架的稳定遭到破坏。
【关键词】舆论混沌；室语；舆论激化；舆论冲突；民变；演变模型
舆论并非变幻无常，它总是从潜在向显在状态演变，经由腹议、室语、群体舆论向众意以至民意转变，这一过程又叫舆论扩散。正确的舆论沿着这一路径最终发展为民意，错误舆论则半途而废，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民意中。无论正确或错误舆论，一旦遇到强力的遏制，都会导致舆情激化，最终酿成舆论冲突。当舆论冲突扑面而来，以至发展到民变，人们对舆情最初的蛛丝马迹才豁然大悟。
一、舆论从混沌走向室语
舆论在形成之前，民众对公众事务的看法零星微弱、杂乱无序，舆论处于混沌状态。这时，隐蔽、分散的公众情绪多表现为内心活动，无法测量其存在的数据，许多群体多以默思判断社会问题，大多不会贸然表露自己的意见。
古代哲人发挥聪慧的想象力，把舆论混沌——外界看不到、听不到的意见称作腹议、腹赞、腹虑、腹诽和心谤。《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汉武帝的大将军灌夫不肯趋炎附势，得罪了丞相武安侯田蚡。田蚡利用灌夫家族的过失，罗织罪名，要诛杀他全家，遭到前丞相窦婴和灌夫的反击，在上朝时揭露田蚡豪奢淫靡、巧取豪夺。田蚡恼羞成怒，反诬说：“天下幸而安乐无事，使田蚡能成为皇帝的贴心大臣。我所爱好的不过是音乐、狗马、田宅；我所养的不过是倡优、巧匠之类人。不像窦婴、灌夫那样，日夜招聚天下豪杰论议，腹诽而心谤。”清代唐甄有《室语》一文，说唐甄与妻子与小妾一同吃鱼，觉得味道鲜美，一时高兴，唐突然拍案叹息道：“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话只能在家屋中说，不可对外张扬，谓之“室语”。人们对社会问题的默思转化为室语，标志社会舆论开始萌芽。
如果千千万万人都在“腹议”和“室语”，思考同一个问题，舆论已经形成暗流。在缺少文化素养的群体中，很快发展为牢骚、闲言碎语和粗鲁的讥讽。牢骚集结着忧郁或愤怒，以尖刻的语言把内心的苦闷、烦躁和怒气喷射出来，表明舆论进入显在状态。在有文化、受过教育的人群中，辨明事理的“室语”逐渐普遍化，不是亲朋好友、知根知底的人，在公开场合仍很少听到他们的议论。但在民主社会，言论自由提供了表达意见的安全性，“室语”出现的同时，公共场所的畅谈也迅速蔓延开来。
二、众意的分化、组合与主流民意的形成
公开议论和大众传媒对民众议论的反映，标志着社会舆论已经形成，这时群体舆论和众意交织互动，若干众意不断分化，社会舆论在一个新起点开始组合。众意分化伴随不同方向的整合，又孕育着舆论的融合，推动舆论继续演变。社会变革给我们提供了大量这样的例证。1978年中央提出建立深圳特区，深圳人在极短时间内创造了“深圳速度”。当外资企业纷纷建立，西方的企业管理方式被引进，“搞经济特区是卖国和复辟”“旧租借正在复活”“流血牺牲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的陈旧舆论霎时甚嚣尘上，向主张和投身改革的人剿袭而来。经过几年的争论，各种舆论渐渐分化组合，到1993年才融合为“改革开放”的强大舆论。
一切舆论的演变，都经由分化到组合，再融合为社会主流民意。对立意见的排他、互动、整合和转化，使谬论渐渐失血、孤立，正确意见获取民意的通行证，达到最大规模的议论量。众意的分化与组合在许多时空中发生求同排异、取长补短的相变，外显为正确意见的壮大和涌动，在媒体的张扬下，最终变为全体民众的信念。一切反对意见都自惭形秽地躲藏起来，最后消失在民意中。今天再也听不到那些“真理的追求”者发出咄咄逼人的“姓资姓社”的质问，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强盛繁荣，改善了人民生活，全国城乡面貌一新，坚信邓小平指引的这条光辉大道已成为主流民意，坚定而不可动摇。人们反而感到，以往姓资姓社的责难，不过是无视人民和国家命运的“照本宣科”，十分幼稚可笑。
主流民意又称主流舆论，处于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已成为人民大众的矢志追求。它的形成一般经过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随着众意的渐进组合，正确舆论的追随人数显著增加，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在第二阶段，大众传媒加入舆论扩散，一批意见领袖在媒体上发表远见卓识，提高了舆论的理性程度，真理净化了是非，出现民心归服的声势。在第三阶段，与其对立的众意出现更大的分化，追随的人数迅速减少，正确的舆论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主流民意不会永恒不变，随着社会矛盾的改变、人们关注点的转移，旧的主流民意会被新的主流民意所取代。
三、舆论高涨、激化与舆论张力
舆论高涨可能是主流舆论的继续扩散，也可能是非主流舆论强度的增大，但后者只在社会局部范围引发舆论事件。无论是主流舆论还是非主流舆论，舆论高涨是由社会矛盾不能或长期没有解决而激发的舆论紧张程度。舆论高涨多表现为公众强烈的非议，舆情高亢持久，社会弥漫着紧张气氛。近年改革进入深水区，地方政府或某些部门的政策、决定不当，或处理民生问题不得要领，常常导致舆论高涨。2003年10月14日，山西省近五百余名企业军转干部因对工作安置强烈不满，推翻铁路防护网，强行进入太原火车站，在铁轨上静坐，造成铁路交通瘫痪2小时20余分钟，损失极其严重。2006年北京旅游部门对六大景点的门票欲涨价，消息公布后，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几天之内，公众的电话、短信发给政府相关部门，纷纷表示强烈反对的意见。
舆论高涨提出的诉求不能解决，就会增大到上限，达到舆论强度的最高级，出现舆论激化。这时公众情绪失控，语言表达伴随大规模的聚众申诉、街头示威或武力冲击。这类舆论事件在公民享有话语权的社会极易发生，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近些年，我国一些省市乡镇接连发生暴力舆论事件，一方面由于改革和经济利益的纠葛错综复杂，难以顺畅解决；另一方面民众有了表达权和抗议权，抗争意识增强。某些公众法律意识淡薄，无视法规约束，情绪激动之下采取非和平手段表达诉求，构成违法犯罪行为。
舆论高涨不等于舆论激化，舆论高涨中的激烈表意行为才可称为舆论激化，出现指责挑斗、集会声讨，以至于武力攻击。2011年10月重庆万盛区和綦江县合并为綦江区，当地群众担心第三产业滑坡、就业和医保标准降低等切身利益受损，向有关部门反映一直未得到解决。2012年4月10日，从中午开始，万盛区子如广场、高速公路路口、万盛公安分局等地先后出现人群聚集，最多达到万人。4月11日聚集的人群封堵了綦万高速路万盛路口，向执勤警察和武警投掷石块和砖头，有12辆警车被砸，4辆警车被烧。冲突中并无人员死亡，有个别民警和群众轻微受伤，均得到及时治疗。市长黄奇帆、市委副书记张轩等市领导迅速赶到现场，召开紧急会议，指导现场处置和疏导劝返工作，答应尽快解决聚集群众的利益诉求，群众情绪开始缓和，事件终于平息。可见，解决群众的正当诉求，是防止舆论激化的首要举措。
舆论激化的加剧，对社会框架产生的冲击力不断增大，社会规范处于超负荷状态，舆论张力开始显现。舆论张力对社会管理规则产生过度的作用力，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正如在多人聚集的会议厅里，有听众随便在座位上说话，声音小或说话的人很少，参会的人还能听清楚报告人的演讲。如果有更多的听众大声交谈，会议厅的秩序大乱，报告人的话音再也听不清楚，会议便无法进行下去。这是舆论张力最贴切、最形象的模型。每个社会制度都有适当的舆论容量，舆论传播量与强度小于或同社会容量相当，社会框架与社会生活不会受到冲击；舆论激化超过社会框架的容量，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局部以至全局的社会管理就会陷入瘫痪。
四、舆论冲突、暴民与民变
上述列举的舆论激化的例子，有的已转化为舆论冲突，但这都是局部的、短暂的，没有构成社会性舆论冲突。在剥削制度中，对立阶级和集团的根本利益不可调和，舆论冲突不仅长期、经常发生，而且演变为大规模的舆论对峙，以至发展为激烈的武力抗争。历代的农民起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最初都提出“分田地、均贫富、自由平等或提高工人待遇”等正当要求，但却遭到统治阶级的“剥削有功、统治有理、上智下愚”的舆论反扑，并挥舞以言治罪的大棒，把许多舆论领袖和舆论人打入大牢，迫使民众不能不拿起武器。
历代的农民起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都经由“呼声革命”到武装斗争的转变，是被“逼上梁山”的。西方社会学把这样的民众称为暴民。大规模、有组织的暴民割据一方，投身武力抗争，形成民变。唐末皇帝荒淫无度，宦官专权，民不聊生。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浙东人裘甫聚众造反，以“为民伸冤、打倒官府”相号召，聚众数千人。他们攻占象山后，又大败唐军于三溪（今浙江嵊县西南），百姓纷纷投附，队伍增加到三万多人，声振中原。裘甫反唐，揭开了唐王朝农民战争的序幕，继之王仙芝起兵、黄巢造反，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
明代从1599年临清的万人抗税到1626年苏州暴动，先后在扬州、杭州、武昌、辽南金州等地发生数十起城镇民变。由于朝廷矿盐使所至，与地痞恶棍相勾结，害商扰民，搜刮民财，城镇民众揭竿而起。1601年明吏孙隆来到苏州，妄议每张织机交税银三钱，机户皆闭门罢织，机工在葛成（诚）的倡导下发动商户和手工业者群起抗争，几万人占领苏州城。市民高喊“君无戏言，税监可杀”，把守街道，捣毁官府，用乱石击毙孙隆爪牙，骚乱震动了朝野。城市民变与农民起义不同，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政治要求和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斗志。
民变形成燎原烈火，摧枯拉朽，不可阻挡，甚或敢向军队发起攻击。1944年河南战役爆发，国民党军畏敌如虎，被日军连连击溃，逃至伏牛山杀人放火，抢劫民财。豫西民众在声讨“国军不抗日”的高昂舆论下，手持菜刀、铁锨、木棒夜袭汤恩伯余部和警卫旅，打得“国军”望风而逃，枪支弹药均被收缴。汤恩伯化装成伙夫只身潜逃，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民众生擒，乘人不备骑毛驴溜走，屠杀豫南民众7000余人的第二十八师师长被当场打死。豫西、豫南农民组织了救国军，活动于抗日第一线。
暴民没有家族史，而是由顺民变化而来。发生在美国许多城市的游行示威，往往演变为武力攻击。在舆论喧嚣下，一些人捣毁公共设施，抢劫商店，烧毁汽车，然后呼啸而去。这类暴民有时占领广场、街道或某个社区，持续数天、数月之久。美国社会严重不公，底层民众遭受压榨和剥削无处诉说，最后走向以暴易暴的道路。
在任何社会，背离人民的正当要求，舆论冲突滑向暴力都有可能发生。习近平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1]近些年全国各地发生的群体事件就是警钟。某些官员自以为掌握生杀予夺大权，为所欲为，一意孤行，不顾人民死活，最终把民众逼向暴力抗争。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贵州和长江以北多省农民食不果腹、浑身浮肿，老人孩子奄奄一息，强烈要求地方官员不要把口粮上交。很少有干部垂怜农民的“死亡挣扎”，虚报、冒交“余粮”仍在继续。人命危浅，人性大变，老实本分的农民公开盗窃，纷纷结伙哄抢粮库和运粮火车；还爆发了“人民救命军”“反产起义军”“忠勇起义军”“救国起义军”等农村暴乱。他们打伤或杀害基层干部，窜进山林、盘踞村庄，四处抢劫粮食物资。暴乱虽被平息，带头人被枪决，[2]但历史之鉴，可以知兴替，社会舆论最终走向严苛的铁律。
五、舆论演变的三种模型
作为社会力的发散，舆论演变遵循力学的若干定律，因为“这种精神力量由人的智力集合而成，并在社会碰撞中归于同一个作用力”，它是“万有的、显能的、交错的和直矢的”。[3]社会舆论的演变是社会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因而有人把舆论演变动力的研究称作“舆论动力学”（dynamics of public opinion），[4]揭示了舆论演变的模型及其动因。
德国科隆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迪特瑞赤·斯道夫（Dietrich Stauffer）2005年3月发表论文《社会物理学仿真II：舆论动力学》（Sociophysics Simulations Ⅱ：Opinion Dynamics），揭开了西方舆论演变动力研究的序幕。这篇论文关注个体改变意见的几种模型，包括兹奈德（Sznajd）的传教士模型、戴佛昂特（Deffuant）等人的谈判模型和克劳斯、赫格斯尔曼（Krause，Hegselmann）的机会主义模型。
在本文作者看来，舆论演变有“社会变迁动力”和“共同利益动力”两种。“舆论并不是神奇、不可思议的力量，也不像伏尔泰所说的是‘世界之王’，它不过是利益相近或相同的人们在政治、经济和其他交往活动中对公众事务发生的意识反射。”[5]追求和捍卫共同利益，推动公众采取平和或暴力的意见表达方式，其演变有“社会燃烧模型”“社会激波模型”和“磁场引力模型”三种。
（一）“社会燃烧模型”
各种各样的议论、见解和诉求作为“燃烧物质”在舆论场中等级分布，促使公众向一致意见靠拢。舆论场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助燃剂”，引发舆论的是突发事件或权威人士的言论。发生在2005年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抵制日货的游行，毁坏日货，实际是当年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的。日本首相固守侵略立场，继续与亚洲和世界人民为敌，引发中国人民的义愤，直至演变为舆论激化。“如果把议论比作冒烟的干柴，引发舆论之火的则是事件，它使议论像火焰一样燃烧起来。”[3]66在某一“突发导火线”的刺激下，即可发生“社会失衡（不稳）、社会失序（动乱）或社会失控（暴乱），直至社会崩溃”[7]。
（二）“社会激波模型”
一个事件发生，某个舆论领袖的号召，就像一块石头投进湖水，激起层层波浪。此时，不同人群、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舆论声浪，有高有低，像波涛一样扩散。如果同时扔进几块石头，反响就会更加剧烈，立刻出现舆论高涨、激化或冲突。“舆论波是民心波动的再现，由舆论中心向外振荡起伏地扩展。既然舆论是一种表层意识的传播，又呈现上下起伏状态，它的运动必然是波浪式的。”[5]253
（三）“磁场引力模型”
人们改变态度、投入舆论活动，都受到舆论场内意见的吸引。舆论场中有许多格点，一个格点就相当于某个人发表的意见，另一些个体受到影响也会作出反应，呈现物理学中简单的一维Ising模型（不规则的扩散模型）。人们受不同因素的吸引，意见发生变化的方向不同，各自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在点阵上，邻居、朋友、上司、媒体等构成舆论的引力点，舆论场便成为舆论演化的磁场。
杭州中大广场的大钟刚落成时，周围市民引以为豪，但半月后就被一些市民看作噪音的“制造者”。塔钟每小时准点敲响，先有乐曲，再有钟声，最后是报时声，方圆6公里都可听到，夜间尤其震耳欲聋。这使一些老年市民夜不能寐，在大街小巷开始发泄怨气，街谈巷议的“磁场”渐渐引发周围居民的批评声浪。钟声几响几绝，管理大钟的单位进退两难。在舆论高涨的压力下，有关部门做了协调工作，现在大钟每天只在早8点、中午12点和晚6点报时三次，人人满意，皆大欢喜。若干市民意见引力的作用，终于使一度高涨的舆情回落为平静。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N].新京报，2013-12-27.
[2]陈振快.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J].炎黄春秋，2014（8）.
[3]刘建明.穿越舆论隧道——社会力学的若干定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4]Ray G.Funkhouser，The Issues of the Sixties：An Exploratory Study in the Dynamics of Public Opin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 37，No.1，（Spring，1973），pp.62-75.
[5]刘建明.当代舆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6]牛文元.社会物理学与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1（1）.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