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先生《“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下简称《考论》)一书是一部不囿旧说，充满创意，内容贯通古今中外的史学专著，充分体现了冯先生在文化史、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等众多领域的深厚功力。 《考论》在语源语义学方面有重大突破和创新。《考论》运用历史语义学的方法依本溯源，从语源与史学两个方面，对历代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外历史学者对“封建”指称意义的诠释运用进行了详细的考析，清晰地展示了“封建”所指词义的历史演变。
从汉语的现代用义来看，“封建”一词所承载的内涵可谓无语可及。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政治主张乃至思想文化一直以“封建”而称名，诸如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封建思想等等，因此，《考论》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在为“封建”一词的意义正名，而实际上更深刻的是为了揭示长期以来在历史社会形态研究中运用“封建”一词内涵意义上的偏误，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性质正名。所以我们解读到的不仅仅是一部以“封建”为题的语源、语义演变史，而且还是一部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为中心内容的史学史。
从词义运用的脉络，依《考论》所述，“封建”一词所指意义的转变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首先是从“封土建国”之“封建”到指称欧洲中古社会历史阶段。首制者是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此说出自其将西文译为汉文的对译之笔。其次是从“封土建国”之“封建”到“封建之制”、“封建之俗”。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严复(1854-1921)。有趣的是，他对“封建”一义的研究也出自于文译，也是以汉语的“封建”来译西文的feudalism。然后就是“泛化封建论”，将指称某一社会阶段或社会形态的“封建”泛化为“战国至明清封建社会说”、“秦汉至明清封建社会说”。这一论说的有力推动者是郭沫若(1892-1978)。在日本治学的郭沫若十分认同日本学者西周对汉籍“封建”一语的运用意义，并从中获得启示，于是，此时中国的社会历史研究又与日本的社会历史研究通识了起来。
从词义演变的脉络来看，汉语词义的变化表现出的是或扩大、或缩小、或延伸、或转移的规律，那么，“封建”一词的语义演变所展现的应该是词义内涵扩大的规律。这一规律若体现在一般概念名词上，大都可用长期沿用、约定俗成来解释，然而反映在“封建”一词上则大不相同，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涵盖了中国两千年的社会历史，而且它的经历也不一般，经历了一个从本土输出、然后又回归本土的历程。
那么，在这输出又回归的过程中“封建”的本义是如何体现的呢?其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变化的理据又是什么呢?它们体现了什么样的“封建观”呢?冯先生深谙中华文化及思想发展的历史，同时又通晓世界的文化及思想发展的脉络。因此在书中并不是简单地采用以一证十的方法进行印证式的论述，而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逐一阶段、逐一时期、逐一学派、逐一学者、逐一相关国家进行详实地梳理、考证和论述，所以其结论强而有力，起到了动撼原论的效果。
在上世纪60年代有关历史学的重大问题的讨论极为热烈，也颇有反响，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已经较深地触及古代中国带特点、带本质的问题，而且让人们对那段漫长历史的社会状况、政治策略以及民生状态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再回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那场“社会史论战”。这场论战的重大进展是以“社会形态”学说运用于中国史研究，其主要论见(以郭沫若为代表)“试图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做贯通性诠释”，从而将“封建”“提升为以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统览经济、政治、文化的一种社会形态”。由此观之，这次论战的一大功绩是，唯物史观的引入推动了中国学界史学观的建立与形成，这正是“试图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诠释社会、诠释历史的表现”。
行文至此，随即联想到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当时各派学者对天道观、认识论、名实关系、社会伦理、礼法制度以及各种政治主张进行了盛大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文化学术的发展，由此产生了诸子百家，造就了古代思想文化的辉煌。由此看来。各学派之间民主的、多元的学术论争对学术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因此，上个世纪30年代历史学者关于中国社会史的那场论战仍然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不过“此一甚有价值的努力却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因此留下若干缺憾。
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创新，学者的最大贡献是为学术宝库增添新的内容。《“封建”考论》是关于“封建”观的集大成之作。冯先生以其宏博的学术眼光、细密精深的科学态度与方法为我们后学者做出了表率。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