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籍党史人物群体，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陕西优秀的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陕西人民革命斗争实践，为陕籍党史人物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历史条件。新型知识分子是陕籍党史人物群体的核心，陕籍党史人物群体在创建西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形成。
[关键词]陕籍党史人物群体；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成
[作者简介]万生更，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红色文化研究所主任，教授，陕西 西安710061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4）01-0092-04
陕籍党史人物群体是陕西籍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党史人物聚集体。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籍党史人物群体，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一、陕籍党史人物群体形成的历史条件
（一）优秀的陕西历史文化为陕籍党史人物群体成长奠定了文化基础
在陕西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独立自主、务实耐劳、厚德载物、博大宽和、开放包容、勤奋睿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文明诚信”的陕西文化精神。它是一种从表面到内在显示出的地域性群体精神，表现为陕西人所共有的一种精神风貌，体现着群体的价值共识、审美追求、信仰操守。
陕西作为中国多个王朝的首都。在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形成了淳朴而强悍的民风民俗，培育了众多有功于社会进步的杰出人物。如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刘彻、李世民，北宋政治家寇准，“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智勇双全的卓越使者班超，秦国名将白起，秦国大将王翦，唐代军事家郭子仪，明末农民革命军事家李自成，西汉伟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东汉史学家班固，北宋哲学家张载，清代思想家李联（李二曲）；到了近代，有王鼎、宋伯鲁、井勿幕、于右任、胡景翼、杨虎城等爱国志士。
陕西文化精神和陕西历史名人的精神、业绩是陕籍党史人物群体革命精神与高尚品质形成的重要渊源。如在习仲勋的革命历程中，同乡的几位著名民主主义革命人士于右任、井勿幕、胡景翼等的革命精神，给习仲勋以深刻影响和重要人生启迪。以致在七十余年后，谈到胡景翼时，敬重之情仍溢于言表：“胡景翼将军赤诚爱国，胸怀大志，献身革命，功劳卓著。他整军经武，有智有勇，知人善用，将士归心。他思想开明，追求进步，热心公益，造福人民。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谦恭礼让，平易近人。将军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高尚品德会永放光芒，他的光辉业绩会永垂史册。”
（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是陕籍党史人物群体形成的思想基础
人物群体的形成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就不成为群体。马克思主义是陕籍党史人物群体形成的思想基础。陕西共产党人为了共同的信仰，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而走到一起。
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陕西的传播逐步兴起。马列主义在陕西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陕西旅外求学的进步知识分子为途径的。由于陕西高等教育发展落后，陕西许多学生都到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读书，以到北京的人数最多，约近百名，主要有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杨钟健、刘含初等；到天津的有武止戈、邹均、屈武、张宝泉、韩志颖等；到武汉、上海的有王尚德、雷晋笙、严信民等。他们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积极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他们不但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还通过介绍《新青年》《向导》等进步报刊和自办刊物、通信以及寒暑假回乡宣传等方式，向陕西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学毕业后，他们纷纷返回陕西，在陕西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建立党团组织等实际工作。如魏野畴、李子洲在西安、三原、榆林等地以学校教员身份传播马克思主义，刘志丹、习仲勋、李艮、雷晋笙、吕佑乾等一批进步青年在他们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坚定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像一条坚强的纽带，把一大批陕西共产党人团结起来，形成了有力的战斗集体。
（三）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是陕籍党史人物群体形成的社会实践条件
陕籍党史人物群体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1922年陕西渭南人王尚德在渭南县赤水镇建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发展了张宗逊、程养谦、武维化、何思杰、姚俊明、郭士斌等为团员。1925年前后，在西安地区党团组织建立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像武止戈、张性初、杨宏德、吕佑乾、雷晋笙、崔孟博、宋树藩这样的党团骨干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陕西党组织建立后，陕西党组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三秦大地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大批陕西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受到了锻炼，成为后来陕西革命发展的领导力量和骨干力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陕西党组织的领导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率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陕北及陕甘边界地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高级干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是其中卓越的群众领袖。在他们的领导和培养下。西北苏区还涌现出了马文瑞、阎红彦、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王世泰、崔田民、贺晋年、张策、郭洪涛、张邦英、刘景范、蔡子伟、高朗亭、李赤然、王兆相等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不仅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更是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中坚骨干。
中国共产党在陕西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不仅为陕西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使陕籍党史人物群体在这一斗争中形成并发展。
二、陕籍党史人物群体形成的过程
（一）许多陕西进步青年在五四运动中走上了革命道路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陕西，西安的爱国学生以北京学生为榜样，纷纷离开书斋，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西安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到全省，渭北、陕北、陕南等地的学生也纷纷举行游行、请愿活动。
“五四运动”发生时，陕西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等大专院校读书的学生，积极投身到五四运动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参加了5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抗议示威游行。李子洲是这一伟大运动的组织者、发动者之一，他协助李大钊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
5月下旬。陕西学联选派成德中学学生屈武和省立三中学生李伍亭北上，参加北京学生的请愿，在面见徐世昌时，屈武以其“血溅总统府”的壮举轰动全国。
“五四运动”使陕西许多进步青年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民族危亡，并初步具有了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精神，他们对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许多青年开始自觉接受马列主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二）“共进社”促使了陕籍党史人物群体的形成
“共进社”是旅京的陕西学生1922年10月在北平组织的一个政治性社团，以“提倡文化，改造社会”为宗旨，出版《共进》杂志，宣传民主和科学，介绍苏联革命经验和社会科学理论。在天津、上海、武汉、广州、西安、三原、渭南、华县、榆林、绥德均设有分社。共进社的积极活动分子有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李子洲、刘天章、刘含初、方仲儒、杨钟健等，有在北京高等师范读书的魏野畴、杨明轩、常汉三等，有在南开读书的安子文以及后来在黄埔军官学校学习的王泰吉、在上海大学学习的张仲实等。谢子长在北京由李子洲等人介绍加入了共进社。
共进社在陕西的活动中心有三原的第三师范和渭北中学、西安师范、华县成林中学。陕北的绥德四师和榆林中学。刘志丹、王子宜、曹必达、焦维炽、杨国栋、白作宾、王怀德、刘景象、李含芳、白明善、杜嗣尧、王兆卿、乔国桢等加入了共进社，不久，他们又加入了党团组织。
在陕西共产党组织成立前。共进社成为陕西革命的组织中心，它把一大批陕西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他们参加革命运动，这些人后来都成为陕西中共党组织和陕西革命运动发展的中坚力量。共进社的成立及其进行的革命斗争，促使了陕籍党史人物群体的形成。
（三）陕籍党史人物群体在创建西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正式形成
陕西共产党人创建西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而且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陕西共产党人经受了各种磨难和考验。形成了坚强有力的战斗团体。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麟游起义、旬邑起义、渭华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培养和锻炼了干部，唐澍、李象九、谢子长、刘志丹、王泰吉等人成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起义中表现出他们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表现出为中国革命事业胜利的英勇斗争精神。
渭华起义失败后，谢子长、刘志丹等到陕北领导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成立，谢子长、刘志丹、白明善、常黎夫、刘澜涛、贾拓夫、马文瑞、马明方、王兆卿、郭洪涛等都参加了陕北特委的组织领导工作，并领导红27军在陕北进行了艰苦的武装斗争，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在陕北革命斗争进行的同时，党领导的陕甘边革命斗争也在蓬勃发展。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1930年到1933年短短的两三年间在陕甘边发动和领导了大大小小几十次武装起义和革命兵变，建立了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先在照金后在南梁建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为了推动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蛤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由惠子俊任书记，崔田夫为组织部长，张秀山为宣传部长，习仲勋、马明方、刘志丹、杨森、张达志、霍维德、杨琪等为委员。会议还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确定刘志丹为军委主席，谢子长、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等为委员。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使陕甘边和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力量，推动了陕甘边和陕北地区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它也标志着陕西共产党人群体在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形成并走向成熟。
三、陕籍党史人物群体的形成特点
（一）从陕籍党史人物成长的地缘结构看，主要出生在关中和陕北地区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陕西历史简明辞典》一书，在陕籍党史人物中，关中地区有118人，如魏野畴、王尚德、习仲勋、汪锋、张策、刘天章、杨明轩、吕剑人、王炳南、史可轩、张宗逊、张邦英、张仲良、王泰吉等。陕南地区有21人，如廖乾五、何挺颖、陈浅伦、王柏栋、巩德芳、江隆基、刘秉钧等。陕北地区有81人，如李子洲、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刘景范、马锡五、阎红彦、吴岱峰、贺晋年、刘澜涛、马明方、白明善、王世泰、杨重远、王兆相、王兆卿、贾拓夫、张秀山、乔国桢等。
从陕籍党史人物成长的地缘结构看。主要出生在以西安、渭南、咸阳为主的关中地区和以延安、榆林为主的陕北地区。西安是陕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在陕西都是在西安首先发生，使西安周围的青年有更好的条件参加陕西的革命运动。榆林、延安距北京较近，两地的许多青年到北京上学。在北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如李子洲就读于北京大学，他同魏野畴、刘天章、杨明轩等创建了“共进社”和《共进》杂志，北京大学毕业后，李子洲回到榆林绥德师范、榆林中学任教，宣传马克思主义，成立陕北党的组织，在李子洲的影响下，绥德师范、榆林中学、延安中学的大批青年学生参加了革命。
（二）陕籍党史人物群体形成的帮带性
近代陕西产生了众多历史名人，如王鼎、宋伯鲁、井勿幕、于右任、胡景翼等。陕籍人才之间因师生、同乡之谊，互相影响、帮带、扶植和举荐形成的人才链，这是造就近代陕西人才群体出现的有利条件。陕籍党史人物群体的形成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这种现象。这个群体在形成的过程中，起初在每一个地方（地区）都有一个较为突出的代表，然后以此代表为中心，逐渐团结一批革命者，产生一个小的革命群体，再由多个小群体凝聚成大群体。在陕北就是以李子洲为中心。而李子洲在绥德师范学校担任校长时，在师生中吸收了刘志丹、李瑞阳、霍世杰、赵通儒、王兆卿、白明善、马瑞昌、张肇勤等10多人为党团员，并以绥师为据点，向陕北各地输送干部。西安成德中学有许多共产党人执教，史可轩曾任教务主任，1917年屈武在成德中学读书期间，结识了邹均、武止戈、方干才、刘道沽、李伍亭等，他们后来都成为陕西革命斗争的骨干。
这样，由革命者个体发展为小群体，再壮大到群体。陕籍党史人物群体最终形成。列宁曾经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当时，如果没有魏野畴、王尚德、李子洲、谢子长、刘志丹等的榜样，没有他们的带动，在陕西也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多的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陕西共产党人，更不可能形成一个影响巨大的党史人物群体。
（三）新型知识分子成为陕籍党史人物群体的核心
陕西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接受大学教育，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到北京的人数最多，约近百名，有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杨钟健、刘含初等；到天津的有武止戈、邹均、屈武、张宝泉、韩志颖等；到武汉、上海的有王尚德、雷晋笙、严信民、白明善等。他们中的一部分勇于追求真理的先进分子接受新思潮后。通过介绍《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和自办刊物、通信以及寒暑假回乡宣传等方式，向陕西传播新文化和马列主义。另一部分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是在陕西读书的知识分子。1924年前后。于右任任陕西教育厅长时，陕西先后办起了6所省立中学，另外还有五所省立师范学校。许多从外地读书返乡、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些学校任教，他们在学校宣传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思想，建立党团组织。许多青年学生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且成为陕西革命事业发展的主力军和领导力量。如谢子长曾就读于省立一中。刘志丹先后在榆林中学和绥德师范读书，白雪山、李嘉谟、马明方、孟芳洲、王聚德、张德生、王兆卿、贾拓夫、贺晋年等就读于绥德师范，郭洪涛、高岗、李力果等就读于榆林中学。王世泰、罗成德、焦维炽等就读于延安四中：红军第29军军长陈浅伦曾就读于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习仲勋就读于三原县的省立第三师范。
陕西新型知识分子一方面传播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积极开展群众运动。充当着推翻旧制度的革命者和传播新文化的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他们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为了民族的未来、社会的发展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责任编辑：周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