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者一工匠问题是研究近代早期欧洲科学技术史和科学革命无法绕开的史学问题之一，相关研究旨在揭示这一时期学者和工匠如何相互借鉴、吸收、融合，并且解释这一过程如何影响乃至决定了新科学的产生。在齐尔塞尔看来，近代科学中新兴的科学家群体是学者和工匠融合的标志，二者在此前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对工匠的实验、量化方法和因果思维的吸收是新科学得以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潘诺夫斯基强调，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最主要特征体现为科学与艺术的融合，人文主义者和工匠之间广泛的交流合作引发了视觉表现技术方面的革命，成为近代科学诞生不可或缺的一环。霍尔认为，科学革命本质上是对中世纪自然哲学问题的全新解答，始终没有超出学术思想内部，学者自觉吸收了部分工匠传统中的问题和方法，但其价值非常有限，科学革命时期学者和工匠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互动关系。帕梅拉·隆利用交易地带的概念超越了学者一工匠简单的二元划分，所谓交易地带旨在描述15-16世纪存在于欧洲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不同背景和身份的人群在某个现实或虚拟的空间中进行复杂的知识和技能交换，在这个过程中学者和工匠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经验研究得到重视，交易地带是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土壤。
关键词学者 工匠 科学革命 齐尔塞尔 潘诺夫斯基 霍尔帕梅拉·隆交易地带编史学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艺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有知识（episteme）、实践知识（praxis）和技艺（techne）的区分，在中世纪有自由技艺（artes liberales）和机械技艺（artes mechanicae）的区分。在这些范畴划分中，理论性知识都被看作高级的智力活动，而与生产和制作相关的实用技艺则被认为是低贱的。这种局面在15-17世纪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学者对工匠的偏见逐渐消除，反而将他们的工作方法纳入对理论知识的研究之中；正是在学者和工匠的密切互动中，行动的生活取代了沉思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诞生的新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操作性的知识，而不再是纯粹的静观的知识。对学者和工匠互动关系的研究因此成为理解近代科学起源的重要线索。
然而一旦我们深入科学史研究的细节，就会发现该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甚至对于“学者”和“工匠”这两个看似朴素的词的运用都极具争议，这些争议折射出科学史家对于不同编史纲领的偏好及其对科学革命本质的不同理解。本文将齐尔塞尔、潘诺夫斯基、霍尔和帕梅拉·隆四位学者的相关工作作为考察的主要线索，试图揭示学者·工匠问题的复杂性。
一齐尔塞尔：学者·工匠问题的形成
历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工匠传统和生产实践在近代科学的诞生中所起的作用。奥尔什基（Leonardo 0lschki）在192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现代语言的科学文献史》（Geschichte der neusprachlichen wissenschaftlichen Literatur）中，将伽利略对其科学前辈的超越归因于新出现的一种将数学概念应用于实际技术问题的传统。“透视、采矿、防御工事、弹道学等问题为转向经验世界提供了动力，没有这种转向，科学在17世纪的彻底变革是不可想象的。”（[1]，页419）在1931年伦敦的科学技术史会议上，苏联科学史家赫森（B.M.Hessen）把经济一技术决定论推向极致。他旨在证明，17世纪的技术革新的需求决定了当时的物理学问题，而技术革新的动力来自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抛开意识形态及其对史学研究的伤害等问题不谈，赫森依然给后世留下了严肃的史学问题：如何解释科学革命时期技术进步与理论创新之间的关联？奥地利学者齐尔塞尔（EdgarZilsel）尝试通过梳理学者和工匠的关系来重新组织和回答这一问题。虽然同为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和赫森不同，他并没有直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教条，以证明其历史观察的正确性，而是始终试图将扎实的历史材料作为唯一可信的论证依据。只有在思想的最核心之处，他和赫森保持一致，即认为“对实践活动的解释不应该是观念作为参考，恰恰相反，观念的形成应该以物质实践为参考加以解释”。（[2]，p.54）
1.齐尔塞尔论题及其困难
齐尔塞尔关于学者与工匠关系的表述常常被浓缩为所谓的齐尔塞尔论题：随着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起，到了16世纪，大学学者、人文主义者和高级工匠三大智识阶层之间的藩篱开始瓦解，逐渐融汇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活动，即近代科学。
具体而言，齐尔塞尔的论证奠基于他的三阶层论。在1300-1600年问，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三种智识阶层，分别是大学学者、人文主义者和工匠。三大阶层在时间上相继出现，欧洲大学传统兴起于12世纪，在13世纪以托马斯主义的出现为标志达到高峰；14世纪下半叶，以彼得拉克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开始崛起，他们直接受地方贵族或教廷的资助，第一次在大学之外形成了知识精英群体，成为批判经院传统的主力；15世纪开始，一部分工匠逐渐脱离行会，构成了新兴的高级工匠阶层。齐尔塞尔进一步指出，虽然大学学者和人文主义者所受的训练是纯理性的，但他们的治学方法本质上不同于近代科学的方法。他们过分强调自由技艺和机械技艺的区分，轻视手工劳动、实验和解剖。相比之下，以艺术家一工程师、外科医生、航海仪器和乐器制造者、测量师、航海家和炮手为代表的高级工匠们则是因果思维的先锋，是他们在大量的实践活动中率先采用了实验、解剖和量化方法。航海家、测量师和炮手所用的测量工具成为了日后物理仪器的样板。
中世纪绵延下来的社会阶级壁垒将构成科学方法的两种要素隔离开来：上流社会的学者们精通逻辑和理性论辩，而实验、对因果性的兴趣和量化方法则属于平民工匠。随着技术的进步，大约在1600年前后，学者阶层最终克服了对手工劳动的偏见，将实验方法纳入自己的工作范畴，近代科学就这样诞生了。经过这一变革，经院主义的论辩方法、人文主义者对个人荣誉的理想，被控制自然的理念、依靠合作取得知识进步的观念所取代。因此在齐尔塞尔看来，在学者和工匠两个阶层之间并未存在实际的合作，他们的融合体现在新出现的科学家群体身上，其代表人物为吉尔伯特和伽利略，他们既有逻辑思辨能力，又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等新哲学的洗礼，同时注重吸纳工匠传统的研究方法。弗朗西斯·培根由于最先注意到了分工合作在科学中的重要意义，也被齐尔塞尔看作是新科学的代表和发言人。新科学的诞生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为背景，资本主义社会削弱了集体化思维、巫术思想和对权威的笃信，它更倾向于世俗的、因果性的和量化的思维。